论“互联网＋”对政府变革的制约影响/周国宝 吕承文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具有合理性的网络民意开始得到来自政府的合法性肯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同时公布了“互联网＋”行动计划；4个月之后，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同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指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大数据战略”。国家最高领导层对网络产生的认同显示了官方对网络的认知无可逆转地步入到一个新高度。

　　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受益者，政府的政治理念也必然会焕然一新。这种理念就是不可忽视的信息时代中人的因素，不同于传统政府管理的“人为”模式，网络政府服务虚拟化应该实现一种“人机合一”状态，使政府及其公务员能够有效地提供各种虚拟服务，使工具理性升华到价值理性。“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应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统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反映和服务于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作为支撑平台，绩效评估的价值理性根本就无法形成。因为单纯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功利化的实用价值，在单纯的工具理性的驱使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应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融合。”［7］政府的工具理性使之在对网络的态度上显现得过犹不及，况且，功利的社会也只会用事情的结果评判政府“互联网＋”的好坏。

　　历代中国政府对科学技术都抱有一种工具理性姿态，所谓的“体用之争”“道器之争”等都只是政府对网络的世俗理解，而对网络的真谛领悟却处于懵懂之中。如果政府处于保守状态，那么它对网络会持一定的敌视态度，稍微开明些也只是对之加以利用；如果政府处于激进（开放）状态，那么它对网络虽持一定的依赖情结，也只不过认为网络是促进自己权力扩张的重要工具。政府的理性从来都只是工具理性，任何新生事物都只能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事实上，无论政府采用何种方式，互联网与政府二者的融合都是未来的大势所趋。这要求政府在今后的运作过程中，必须改变传统的政务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权力运行、权力监督等方式方法，发挥政府勤政廉政效应，对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及时做出回应。诚然，作为互动的双方，政府应该放下姿态主动亲民，网民也应该保持理性，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促使社会和谐发展。

　　因此，政府管理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互联网更好地发挥服务于人民的功用。政府要紧紧把握好互联网双刃剑的利害关系来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起来。政府的工具理性使其不能不考虑民众满意度因素，即政府的网络管理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互联网＋”在本质上也应被看作是一项群众性的历史活动，并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群众的队伍不断扩大。

　　四、结语

　　政府管制网络存在逻辑理性与技术困难性之间的矛盾，这让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与现实中不断徘徊演变，要解决这种矛盾困境，政府要顺应“互联网＋”的时代发展，实现自身的扁平化组织变革。但我国政府在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