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风险的源头治理与决策优化/卿 瑜

　　以上两方面因素是当地居民反对兴建该项目的直接理由，但除此之外，纵观事件演化全过程，当地政府封闭决策、信息管控、应急预警不充分等，也是促使事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1.封闭式精英决策把民意排除在外。负外部性是邻避设施的重要特征，邻避设施的修建必然涉及周边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问题，因此，在政府决策议题的设定上，要特别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从这次事件来看，在政府决策议题设置之前，居民特别是邻避设施所在地的居民少有参与，选址也很少征求周边民众的意见，决策过程中也并未与之协商，而对于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其危害程度如何，也并未向社会公开。Rabe（1994）的田野研究显示，如果没有公开的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一旦居民得知某邻避设施选中其社区作为兴建地址的时候，在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第一反应必定是在诧异与愤怒的支配下誓言抗议到底。这种极端化甚至有时候被夸大化的情绪性反应可能很快关闭各方进行理性协商和沟通的机会，埋下互不信任的隐患。［2］

　　2.信息单向传播造成风险沟通不足。一是项目核心信息传递不足。H县住建局的选址论证报告多从国家关于垃圾焚烧项目选址标准的几个维度论证公示项目选址的合理性，而对于民众普遍关心的核心信息，如“垃圾是否一定得焚烧处理，选址是否科学合理，现有技术和设备能否达到安全生产标准，是否会有环境污染，是否危害百姓健康……”并未告知公众。由于专业信息传递缺失，老百姓知晓度不够，甚至连常识性知识都不具备，因而造成谣言和猜忌四起。二是事中沟通受阻。H县经开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论证报告显示：“公告地点在县经开区管委会大楼底楼西侧大厅、建设项目现场及H电视台新闻频道电视字幕；公示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至21日。公众有意见建议的，需要向县住建局书面反馈，并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政府信息公示尽管符合相关要求，但过于程式化，意见反馈设置过于烦琐，难以真正快速收集民意，因而出现民众对于该事件不知情的情况。因此，在4月13日至18日，官方渠道没有收到过多的反馈意见，但从19日开始，民意却通过微信快速聚集。三是关键决策表述含糊不清。4月21日下午，面临不断升级的群体性事件态势，H县政府研究决定停止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但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这是政府的文字游戏，政府并没有说清是暂停还是永久取消。因此，聚集人群并没有因政府这一决定而消退，反而在4月22日不断增加。

　　3.对决策效果预估能力不足。H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地政府对于决策后果的预估能力不足，即在论证报告公示之前，是否意识到可能会发生邻避冲突？如若发生邻避冲突，政府是否有预警预案？因此，有必要反思当地政府的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是否贯彻落实，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