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策略选择/郑 杏 欧庭宇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较低，削弱了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心理感知，它包括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面向，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心理动力［2］。政治效能感的强弱与政治参与程度、机会是一致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他们在公共政策和公共体系建设上的话语权不足，从而使其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影响力也不够。同时，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话语权的组织也不多，即使他们发表政治言论和行使监督职能，也难以引起政府的重视，从而削弱其政治参与的效能感。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原因

　　公民有序、理性的政治参与取决于“公民对执政党、政府、制度、政策等的认同程度，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其政治认同为心理条件的”［3］，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决定其精神诉求的范围。生活上的重重压力导致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无暇顾及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治参与。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关注收入、婚恋、培训问题，不像父辈为了养家糊口而省吃俭用、艰苦奋斗，身处城市底层的他们缺乏生活方向，生存问题成为他们立足城市的首要关注，而对政治参与则态度冷漠。亨廷顿曾说：“穷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对许多穷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今天、明天或下周的工作、食品以及医疗问题。”［4］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计问题偏重具体的、直接的层面，“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5］，若他们在精神上和时间上没有发挥自己政治参与想象力的空间，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必然指向工作赚钱、家庭生活等生存伦理。

　　其二，制度因素。设计制度是为了社会良性运行，一切社会都离不开制度与规范的作用。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制度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就会截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作为年满18周岁的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跟户籍属地息息相关，意味着无法拥有在城镇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长年务工在外而无法充分表达诉求，最终其政治权利处在名存实亡的真空状态，他们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参与贫困者或政治权利边缘化的人群。毫无疑问，制度壁垒是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无序化的真正症结，加强制度建设是他们走出政治参与困境的可行良策。全面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推行难度较大，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承受压力巨大。

　　其三，自身因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仅为8.3%，既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又因为自身学历、素质、能力等因素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大多新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