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结构与组织绩效研究/刘宏鹏 李少华 朱 虹

　　有9家的女性比例为0，占样本数的12.4%，女性超过一半的仅占2.8%，这佐证了研究假设中女性理事较少的现状。其离散程度（CV=0.735）比较大，也说明女性理事的分布呈现结构性差异。

　　费用水平均值为0.072，标准差0.143，最小值0，最大值1.17，离散系数CV=0.199，说明费用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差异较小；70.8%的基金会公众支持度（M=0.761，SD=0.308）高于均值，说明大部分基金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公众捐赠；公益性均值为0.926，其中69.4%的基金会该指标值高于均值，95.8%的基金会该指标值大于0.8，表明总支出普遍体现在公益事业的支出上；52.2%的基金会筹资能力低于均值（M=17.212，SD=1.799），其离散程度（CV=0.105）最低，表明基金会的总收入分布较为均衡。

　　2.回归分析。表2给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程度，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绝大部分小于0.3，因此，多重共线性现象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四个回归模型：

　　CL＝α10＋α11BS＋α12MS＋α13AA＋α14CR＋

　　α15CA＋α16AO＋α17FR＋ε1  （1）

　　PA＝α20＋α21BS＋α22MS＋α23AA＋α24CR＋

　　α25CA＋α26AO＋α27FR＋ε2  （2）

　　CW＝α30＋α31BS＋α32MS＋α33AA＋α34CR＋

　　α35CA＋α36AO＋α37FR＋ε3  （3）

　　FR＝α40＋α41BS＋α42MS＋α43AA＋α44CR＋

　　α45CA＋α46AO＋α47FR＋ε4  （4）

　　表3报告了理事会治理结构变量与费用水平、公众支持度、公益性和筹资能力的回归结果。四个回归模型的D-W检验量均在2附近，说明回归方程不是伪回归；容忍度（TOL）值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2，表示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筹资能力与自变量的组回归分析F（7，72）=3.167，P=0.006<0.05，说明该理事会治理结构变量组合能够显著预测筹资能力。

　　表3中理事会规模（p=0.011）、平均年龄（p=0.048）、女性比例（p=0.022）对筹资能力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女性比例（p=0.006）对公众支持度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1a、2a、3a、4a得到支持，假设5a被证明不成立。

　　以对筹资能力有显著性影响的理事会规模为例，做进一步的分组检验。Levene’s检验表明，公众支持度F值为1.335，P值为0.27，因此，接受方差相等的假设。Tukey HSD和LSD（L）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明，21人及以上规模的理事会（M=17.597，SD=1.631）和16—20人规模的理事会（M=17.816，SD=1.927）均比5—10人规模的理事会（M=15.719，SD=0.808）的筹资能力更强（p=0.014，p=0.009）。这一差异性结果部分支持了回归分析的结论，即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理事会规模能够增强基金会的筹资能力，进而提升组织财务绩效。

　　对女性比例对公众支持度的影响进行分组检验。Levene’s检验表明，公众支持度的F=5.476，显著性水平P=0.006，小于0.05，因此，拒绝方差相等的假设。Tamhane、Dunnett T3、Games-Howell（A）、Dunnett C四种方法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均表明，女性比例超过一半的理事会（M=0.975，SD=0.021）比不超过一半的理事会（M=0.781，SD=0.284）获得的公众支持度更高（p=0）。这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