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与公共管理的相关性：一个基于运气理论演进的考察/王升平 温 松

　　4.运气与公共管理的价值选择。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基于公权力的管理行为，必然要涉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问题。其中，是否承认运气性因素对于公众社会福利的影响，或者说，政府是否应对因运气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差距进行调节，成为公共管理实践所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西方，以罗尔斯、德沃金等为代表的运气均等主义者，对于运气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罗尔斯认为，导致人们经济不平等的运气性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境况的差异，如社会地位、家庭出身、等级、阶级等；二是自然禀赋的差异，如体力、智商、能力、健康状况等。这些差异导致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进而导致其生活上的困境。罗尔斯认为，一个人不能对于他天生的禀赋和后天所生存的环境负责。如果“一个社会制度的分配原则把这些因素作为分配的标准，则很显然它是奖赏或责罚人们所具有的某些他们不能负责的特殊机遇。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接受的”［8］。因此，罗尔斯主张，社会分配应以社会中最不利者的利益为基本考量，积极调节因运气性因素而导致的社会差距。德沃金则进一步深化了罗尔斯的理解，他主张区分选择运气与原生运气。在德沃金看来，“我们命运中的一些事情要面对承担责任的要求，因为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还有一些事情不适合责任要求，因为它并非出自人为，而是自然或运气不佳使然”［9］。德沃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承担因原生运气而导致的收入差距，而对于因个人选择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则应由个人自身来承担。因为“当收入的不平等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境况左右的结果，企图消除不公平的差异原则反而会制造不公平”［8］。经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运气性因素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公共管理的社会效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基于个人选择（个人的懒惰、个人因其昂贵的偏好而未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教导、提供就业机会等措施，以改善这部分人的生活状态，而不是无止境地满足个体的任何偏好；对于那些基于个人的生成性运气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政府则应更多地采取提供免费的教育培训机会、提供直接的生活补助等方式，以改善其生活境况。

　　三、理性与运气：公共管理实践的两难与路径选择

　　运气与公共管理具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对于关乎社会福祉的公共管理实践而言，尽管运气性因素不可避免，但理性因素的合理运用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由此，如何处理运气与行政理性的关系，成为完善公共管理实践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运气理论的视角中，理性代表的是主体的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能力，它与运气性因素的偶然性、非选择性、非控制性形成了对比。所谓行政理性，就是指“行政主体在价值判断、事实认知、目标规划、工具选择等方面进行合理权衡、理智取舍、客观分析、冷静思考的行为能力与行为模式”［10］。行政理性以对行政事实的认知为基础、以对行政规律的遵循为前提、以对行政趋势的准确把握为核心，而运气则是偶然性的、无规律的、突发的。尽管运气与理性存在诸多差异，但其也与理性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一定的运气性因素是以一定的理性选择为前提的，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