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视域下我国反腐政策综览/李芳凡 张 媚 戴晶晶

　　所谓转化，是指政治系统中的决策者根据输入进行的政治决策过程。系统输出具体指出台的政策及实施政策的行为，包括权威性输出和相关性输出两种类型。权威性输出是指约束性决策、法律规定规章等，而相关性输出则是政策及相应政治许诺等，采用的方式以利益恩惠为主。反馈环节，是政策出台后，社会公众对政策做出的反应再次输入政策系统，为决策者对现行政策作出改善提出可靠依据和建议，从而形成新一轮输出。政治系统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输入—转化—输出—反馈—再输入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实现政策的高效运作的。

　　（二）关于反腐的文献述评

　　1.国外文献述评

　　首先，在腐败的成因方面，亨廷顿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导致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带来财富和资源的累积，使政府权力支配范围扩大，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腐化。麦切尼则从寻租理论出发，分析寻租和腐败的关系。他认为，寻租行为是腐败的典型表现。政府的行政干预有利于或威胁企业和个人利润的提高，因此，政府通常凭借“政治创租”引发企业和个人向政府贿赂的行为。

　　其次，学者对腐败的结果做过介绍。不少学者包括麦切尼在内都认为，腐败直接造成社会资源的过度浪费，导致效益低下，同时也阻碍改革的进程。但以罗伯特?科里特伽德为代表的“腐败功能派”则指出，腐败可以推动资源的利用，提高公务员素质，同时“腐败使奋斗中的资本家得到资本，减少了资源浪费”［1］。

　　再次，基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之说，在腐败的防范与治理上，西方普遍采用的是权力制衡的方法。包括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在内的学者都认为，只有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才能限制权力不受控制的使用，监督权力的执行情况。后来美国国家政体建设时杰斐逊提出来的“强力必须以强力对抗”也正是权力制衡的体现。另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亚维利和卢梭等思想家对腐败有共同的认识，他们相信防治腐败的方法是教育、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把限制财富积累作为构建社会结构的补充手段［2］。

　　总的说来，国外对腐败成因的分析精确，因此在制度建设中从源头减少了腐败的发生率，保证了相对廉洁的政治环境。我国可以借鉴其关于腐败成因的研究，结合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分析当前我国腐败的动机。

　　2.国内文献述评

　　在腐败成因的论述上，吴思从古代的官场角度分析了腐败的形式及结果。吴思认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潜规则”，“恰恰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以此解释官场诸多卖官鬻爵、私相授受的腐败行为［3］。任建明等人则认为，腐败的产生是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结合的结果［4］。

　　在反腐模式上，徐祥军、廖晓明、刘圣中认为，当前的反腐模式主要有廉政教育式、刑罚威慑式、制度控制式及运用网络信息化的和谐反腐模式［5］。胡杨从模式转型过程分析，认为我国反腐历经“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及如今的“制度反腐”和“体系反腐”阶段，逐步实现了我国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