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化管理：概念、谬用及其改进路径/梁俊山 陈 婷

　　二是儒家文化形成了人情化的思维习惯。儒家文化内容丰富，归结起来有仁、义、礼、智、信、孝、悌等，规定着中国人的人情教化和思维习惯。儒家思想的核心：一曰仁义，一曰忠恕。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狭隘的爱，往往推己及人，由爱自己人扩大到爱所有人；义即义气，指为情谊甘愿为他人承担风险甚至自我牺牲的气度，自古为中国人所颂道和追求。所谓忠恕，即对人忠厚，宽恕人。无论是仁义还是忠恕，儒家思想所反映的都是群体中的人际关系，这种群体意识使中国人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际交往也更具感情因素。

　　三是礼规范了人情的伦理范畴。礼，即行为规范，最初是古代宗法制度中用以区分尊卑贵贱亲疏的规定，是儒家思想中政治和伦理的范畴。中国是个伦理社会，古代中国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代社会虽然已经没有等级观念，但社会分层依然存在。推及组织中，下级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越权，这就是伦理。

　　中华文化看似错综复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情字。情寓于法，法中融情，由情生道。中国人善于用情去管理组织，如果仅仅用规则、法律去管理社会，未免过于死板且难以触动人心，若辅之以情感和道德，则可以事半功倍，效果也更持久。因此，以情为特点的管理方法就成为中国首要的管理方式，同时也是中国式管理的根源。

　　2.从中西方管理的区别来看

　　一是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别。从历史渊源来讲，西方社会是神本社会，讲求天赋人权，人要按照天的意思来办事，所以要制定条约，实施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中国社会是人本社会，古代皇帝自称为天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要听皇帝的号令，中国人自古就很擅长制定法律，但实施起来又会受到权力的制约。西方社会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人治思想根深蒂固。从国民性格来讲，西方人直来直去，做事讲究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人性格能屈能伸，认为不公平时也能忍辱负重，而内心自有盘算。中国人做事不完全看事情是否合法，而是看是否合情。了解这一点，就明白实施中国式人情化管理的迫切性。

　　二是西方管理学的主要思想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的管理实际。西方式管理的三大主轴——目标管理、内部竞争与绩效考核［1］，在实际的管理应用中取得了很大成效，很快被引入中国组织，刚开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时间一长就暴露出问题。在中国组织中，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制度体系做事，就会违反人性，破坏组织文化，对组织而言，难以凝聚人心；对于个人而言，可能使感情受到伤害，达不到个人归属的愿望，难以实现自我价值。

　　二、管理实践中人情化的谬用

　　我国管理中存在人情是由来已久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决定的，是中国人情化传统在管理层面的反映。正如林语堂在其名著《中国人》中写道：“对中国人来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