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儒家传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解析/席伟健

　　四、主体传唤与公民教育：风险社会时代的西方政治传统与社会价值观培育

　　二战后法国著名学者路易?阿尔都塞（2011）曾经指出，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主体传唤、国家机器秩序维护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其中，主体传唤意味着统治阶级能够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媒、文化等方面，以意识方式发挥作用，确保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使他们能够利用这架机器去迫使工人阶级屈从于剩余价值的掠夺过程并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法权安排。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由于缺乏掌控、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能力与机会，耳濡目染被输入的统治阶级的价值就在其一言一行中产生熏染的作用，塑造符合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主体”。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也曾经提出过“三统说”。不过，他的立论乃是着眼于如何从西方挖掘精神资源，重新整合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他认为，要吸收西方的传统，必须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史，有两个关键必须重视：一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先解放人为“灵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这是宗教的作用；二是自然法和天赋人权——再解放人为“实际权利的存在”“政治的存在”，每个人都是权利主体。前者肯定的是“超越的平等性”，是人类解放自己、冲破阶级的限制，实现其世俗地位权利之平等，以及创造其文化、抒发其理想之最根源的精神动力。后者实现的是“内在的平等性”，西方历代思想家关于“原始的、自然的平等性”的理论，通过人权运动与近代民主政体的建立，人始由“超越的平等性”进而获得其“内在的平等性”，由“精神的存在”进而为“权利主体”的存在，归根结底，是民主的社会环境的营造和具备民主之心智习惯的公民的塑造与培养。在这个所谓“抵抗”①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具有大历史视野的思想激荡过程，只有从传统发掘新的精神力量，才能实现对所谓现代病的克服。

　　考察我国目前所处的世界大环境与特殊时代背景，从社会层面看，近30年来社会机体的转型带来的变化，已给激进的批判思想提供了足够多的理由和酵素：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的系统关联溶解为生活世界的经验关联，个体生活已从工业化的稳定状态和标准生活形式中游离出来，现代社会的结构在建制分化中已然碎裂［8］45。

　　针对现在这个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冲突加剧的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提出“反省的现代化”论。反省作为一项社会理论的诉求是指检审工业化现代的危机和后继问题，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由于现代化已被社会理论的主流理解为传统的理性化，“反省的现代化”论旨在建构适用于批判现代理性化的社会理论。贝克由此引导出两种科学化的区分：初级的或传统的科学化与进级的或反省的科学化［8］52-53。一言以蔽之，如果理解这里所说的“反省的科学化”，就意味着要更深入地理解西方传统发展到今天的理论脉络。中国儒家讲君子修身处世要“反身而诚”，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