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儒家传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解析/席伟健

　　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中，认同和濡化能力对于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迈克尔?曼（2007）有关国家权力性质的划分，国家权力可分为决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各有其发挥作用治理国家的领域。但国家发展进入小康阶段后，社会利益格局高度分化与复杂化致使前者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体制性关系没有理顺，会产生治理内卷化现象，政府会陷入“塔西佗陷阱”。从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留存下来的归口管理体制出发，意识形态及宣传领域的工作目前遭受的挑战更大，具体工作更难以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部署考核。同时，鉴于现在我国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应对开放社会价值观与思想市场上的博弈，更显得捉襟见肘。

　　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与主体建构功能。所谓社会整合，是指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将社会上各自独立而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要素协调成相对统一的整体。所谓主体建构，是指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促使个体朝着既定价值方向发展，进而将个体塑造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3］。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个体将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与语言的动态认知与内化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载体与教育方式等基本要素的有机匹配与相互作用［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本质上是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的转变过程，最终表现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5］。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认知到评价选择再到接受认可，最后到情感和行为认同的过程，直至实现“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认同”［6］。有学者从利益机制与价值认同关系的视角出发，强调“利益机制对价值认同有基础、动力和杠杆作用”［7］。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通过利益引导和整合机制，稳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在中观层面，通过利益增进、分配和共享机制，扩大人民可以享有的公共利益，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认同的物质基础；在微观层面，通过利益平衡、补偿和保障机制，调适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价值观分化。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地包含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合理成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淀了深厚的优秀文化遗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