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儒家传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解析/席伟健

　　其次，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品质是所谓的群众社会，凭借忠于领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信仰和单位、公社体制，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的状态。同时，对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可能导致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即对于很多衍生性的社会问题，决策层始料未及。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统治合法性等宏大议题，对于群众社会的品质，无法直接否认。但是，这种追求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状态，显然又与以承认个人合法经济利益为逻辑起点的市场经济改革格格不入，中国政府急于让整个社会过渡到适合当前国情的所谓有机整合状态，即建立一个以不可分割的微观利益主体为最基本利益单位，追求利益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社会解体的出现。涉及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是，集体本位的社会实在论传统，以及当时尚处于社会潜流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都与以个人为最基本利益单位的社会唯名论传统具有不可比较性，导致一系列元治理问题的衍生与蔓延，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场域中放大了市场经济原本的阴暗面。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背景透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屋建瓴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是中国领导层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最新理论成果与行动指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框架中，从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分法出发，当前应该切实推进作为他律机制的法治体系的完善，同时作为自律机制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显得越来越重要。2006年3月4日，胡锦涛首次提出把“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民行为的道德标尺。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广泛宣传并力图践行，要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行为指导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的价值公约数，并将其上升到“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这一高度。

　　党的十八大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辩证关系在价值观上的集中体现，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包容性和超越性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具备大众认同的理论品质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培育，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培育。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与解读，是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前提条件；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与升华，是基本方向；而对人的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与深化，是根本途径［1］。

　　“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为全人类谋福利，包括全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了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不可分割性。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强调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