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网络问政及优化策略探析/原 珂 乔印久

　　归结起来，社会公众与政府双重意识觉醒的推动，构成了公众参与的最初动力。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更进一步优化了沟通方式与结构，使得原本垂直化的信息交流呈现出扁平化态势，并创造出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可能。因社会转型所激发的多元需求，则直接推动了政府以更加开放的方式获知民意。公众参与网络问政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互构逻辑推动下，得以兴起并取得迅猛发展。

　　

　　二、公众参与网络问政的现状及问题

　　

　　网络问政作为公众参政议政的一种新型民主政治形式，凭其匿名性、草根性、及时性、互动性、融合性、开放性等独特优势，受到了民众与政府的“热捧”，尤其是近年来微博问政的“走俏”和各地电视问政（湖北武汉、宁夏银川、湖南郴州、江苏南京）的陆续推出，创造了官员与民众“面对面”直接交流和互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官员接受社会公众问责的可能性。在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民众已逐渐呈现出自主表达、理性沟通、民主协商、社会监督的巨大潜力及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力量，但其在参与网络问政的同时也日渐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因网络问政自身的局限与发展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因在网络这一工具使用过程中的异化造成的，还有的是跟公众参与过程中的不同情绪表达或态度倾向造成的错位相关。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发展失衡。网络问政发展失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区发展失衡。我国互联网发展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网络普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势必造成东部地区的网民数量要远远多于中西部地区的网民数量。此外，部分地区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建设落后，导致地区发展失衡，成为制约民众参与网络问政的瓶颈。二是年龄比例失衡。当前我国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而弱势群体（老年、少年、农民工以及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等）网民数量相对较少。三是产业分布失衡。在职业分布上，目前我国参与网络问政的民众大都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工薪阶层及以上群体，而在我国占据很大比例的第一产业群体的网民数量相对较少。

　　2.网络官僚。网络官僚主要指公众在参与网络问政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问多政少，流于形式”现象。我国的网络问政自兴起以来，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局面：网上问得热火朝天，网下问题依旧不变，问多政少，形式大于内容，问责更无从谈起，真可谓问政容易问责难。很多民众在网上的一般性诉求得不到及时关注，或者仅被一些所谓的“官话”“套话”敷衍一下。例如，近年来广泛兴起的微博问政、电视问政等大多仅局限于“官员作作秀”或“让官员出出丑，让公众过过瘾”的范畴，并非完全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即使是对电视问政采取积极态度的群体，也曾指出这类平台应发挥“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常怀敬畏之心”［7］的作用，要回归问政的原本理念。另外，部分政府网站上的“网民在线交流”“省（市、县）长电子信箱”“官员博客”专栏形同虚设，常年处于僵尸状态。即使部分稍微活跃一点的网站，也经常对网民答非所问或者官腔式地回复一下。例如，2009年，湖北应城市的市长信箱中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