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网络问政及优化策略探析/原 珂 乔印久

　　2.动力因素：内外意识变革的双重叠加。一方面，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众参与网络问政的内在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社会日益成熟，公民意识日渐觉醒，尤其是网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公众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我国对于传统社会封建思想和计划经济思维影响的反思与摆脱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治理理念过渡更新时期，政府运作和其施政行为在公开度与透明度方面与公众的需求及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政治过程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无法通过合理的渠道或平台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并且由于维权的成本太高或代价过大等，很容易造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意识之间的信息鸿沟。这也是网络问政的价值不能体现的根源所在。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信息得以直接进行交流，如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在其微博里就曾“呐喊”，要求落实“零腐败”允诺，对学术腐败零容忍。另一方面，政府理念和媒体观念的转变则是外部动力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网络问政的崛起与发展。政府高度重视民众呼声，民间参与热情高涨，媒体给予相应的平台，从而促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推行电子政务、网上办公等，使网络问政的软环境更趋开放。例如，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就曾累计收到网友留言40多万条，其中有36位省委书记、省长和95位地市级干部对网民意见公开做出回应，从而使6000余名网民提出的问题得到公开回复或处理［6］。

　　3.激发因素：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社会转型期涌现出来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都需要得到适当的疏导与化解，这恰恰迎合了网络问政兴起所需的社会条件与基础。早在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就对“您认为哪个渠道最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行了千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网络”的占69%，选择“传统媒体”的占12.7%，选择“公民组织”的占7.2%，选择“信访”的仅占2.5%。由此可知，在社会转型期，大众需求多元化，而传统信访渠道的不畅或“信访无效”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民众转向网络来表达诉求。例如，2007年陕西省镇坪县的“华南虎照片”事件、2009年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2012年陕西省安监局局长“表哥”杨达才事件等，都是由于网民的民意围攻而倒逼相关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