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疏导点”的运行看城市治理中的府际权力结构/梁玉柱

　　（三）“疏导点”的运行机制

　　“疏导点”作为集中摆卖、便于管理的市场，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对深圳市“疏导点”运行的考察，“疏导点”是由市、区城管局组织领导，街道和社区规划建立，物业公司、社区股份公司等专门负责收费、管理，吸引、引导流动摊贩或者外来务工人员来此固定摆摊，以满足部分居民消费需求的市场。“疏导点”的设立作为便民措施，既满足了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解决了一部分流动摊贩的经营问题，使得他们不再与城管部门“斗智斗勇”，也方便了城管部门的管理工作。同时，有效“疏导点”运行的聚集效应可以吸引其他摊贩聚集，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这一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然而，“疏导点”的运行涉及不同层级的主体，各主体面临的激励强弱也不尽相同，使得在管理、运行中并不能令行禁止，常常面临科层之间、科层与社会之间的讨价还价，出现一定的困境。

　　二、“疏导点”运行中的困境及优化对策

　　基于行政运行体制的分析，本文重点阐述“疏导点”运行中行政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具体可概括为：规划部门政策较不完备、执行部门成本与收益尚不匹配、规划整体性与地方多样性仍不协调。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具体的优化对策。

　　（一）规划部门政策较不完备，需要提高政策水平，实现依法治理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进入“疏导点”的摊贩对于租金存在不满。一部分摊贩认为租金太高，不愿入驻“疏导点”。更有甚者，租金经过层层转包，已经和周边商铺差不多，摊贩承受不起。作为第三方管理的物业公司等组织认为，“疏导点”的摊位属于市场竞争，只要不存在强买强卖都是可行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部分商铺紧缺，导致大量流动摊贩存在的地区，政府规划设立的“疏导点”属于准公共物品，政府与管理方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交易成本学派理论大师威廉姆森的观点，当这种关系涉及投资专用性问题时，它们之间建立的不是充分竞争市场中的“古典契约”，而是一种“关系契约”。在关系合同中，合同的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规定得很详尽，而是搭了一个治理的框架，一个有关如何解决合同中出现问题的权威结构［1］。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姆森提出要通过制度治理结构来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作为规划方的市、区城管部门虽不直接参与设立、管理“疏导点”，但必须制定细致的制度规定，例如“疏导点”的选址要求、收费上限等关键问题。同时，收集多方主体的意见，对其不断完善，需要调整之时也能够及时调适，以解决“疏导点”内的商贩与其管理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纠纷。在提高政策水平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专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