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生态的重建与权力崇拜的终结/刘 崧

　　一般而言，现代国家都会面临两大现实问题：一个是权力没有被制约的上层建筑，另一个是资本没有被约束的经济基础。前者体现为官民矛盾，后者体现为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产物。于是权力的贪婪与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往往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导致国家治理无序化［17］P36。如前所述，中国人都有把权力人格化的倾向，由此产生了讲关系、搞圈子，偏向人身依附和拉帮结派等。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标准，即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15］P407，中国迫切需要建构非人格化的现代治理体系来治理权力与资本的扭合问题，破除以家族化为典型代表的各种关系现象。事实上，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也决定了必须确立非人格化的权威。“现代工业是不问谁是谁的，现代工业所问的仅是‘他（她）’是否具有专门的技术功能与特殊的技巧。……这不像在一个手工业社会，新的工作者常是与一家之主生活在一块的。而机械则无此需要……一个现代工业如不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则是不可思议的”［2］P98。这种非人格化的普遍性原则也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总之，大道至简，现代治理应该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治理。具体而言，这种简约主义应该包含三个指向：其一，以规范权力确立国家系统的简练组织及其运转的基本原理；其二，以保护权利确立公民个人与社会自治的首要原理；其三，以价格机制确立公民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的原初守则［17］P48。由此，确立国家—社会—市场分流而治、各司其职的局面。这一局面确立后，政治事务将逐渐社会化，原有的对上负责将逐渐转化为对下负责，民族主义、民治主义将得到发展，官民二元格局有望得到消解和稀释。

　　（三）提升价值：从权力至上到能力导向

　　在官民二元格局的官本位社会，人们的核心价值导向必然是权力崇拜和权力至上，追求权力成为群体的本能和冲动。权力至上内在地包含着等级观念、人格依附以及对上负责倾向，这与现代法治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法治的增进必将推动官民二元格局的解体，政治社会化也必将促进社会自律和社会自治的发展。这一过程必将挑战传统的权力至上观念，而代之以符合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能力导向。与权力至上的社会不同，一个能力导向的社会不再以权力作为最高价值和最高追求，而是首先尊重能力，凭能力说话，凭本领办事，无能者靠边站，无能而有关系者也靠边站。当然，建立能力导向的社会，需要各方面配套改革合力推进。就建立能力导向的政治生态而言，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改革文官选拔任用制度。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体现公平上，都有其不容否认之处。但就其考试内容而言，则显得幼稚、单薄、肤浅，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智力测试上，无法检测一个人的品格、个性、修养、境界等。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辟举制、九品中正制）有很多值得今人借鉴之处。这些制度的一大特点是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以此避免权力的私人化、家族化。比如科举制，它等于向世人宣告：一个人不需要搞关系、找后台，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通过考试成为国家官员。此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