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生态的重建与权力崇拜的终结/刘 崧

　　（一）小农社会与官本位意识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学而优则仕”，养成了浓厚的官本位思想。人们一般认为，官本位是一种奠基于小农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小农社会与官本位究竟有什么内在关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著名文章中详细论述过法国的小农社会，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问题。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7］到此为止，马克思描述的法国小农社会几乎与中国完全一样，大致都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这种社会现实决定了如下论断：“这样，法国国内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7］也就是说，小农作为一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不是事实上的。于是，官本位就被注定了：“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7］看来，小农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天性就喜欢“被代表”，希望有人“为他们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主。

　　当然，我们还需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结论。作为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这个社会的特征，一面是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另一面是广阔庞杂的民间社会，其基本特征可以称为官民二元格局。虽然《大学》中有“修齐治平”一套路数，但家与国之间缺乏实际的有效的体制性联结，二者在事实上是脱节的。一个人要想走出家庭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唯一的通道就是读书考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由此铸成。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把家与国以制度化的形式真正衔接了起来，但整体而言，科举制并没有改变官民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反而强化了这一结构。打个比方，中国社会结构就像一个葫芦，葫芦的上部分表示官（国），下部分表示民（家），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