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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中期
权力生态的重建与权力崇拜的终结/刘 崧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刘 崧
日期：2015-09-21 15:24:24
| ：怎么制约？用什么来制约？从理论上说，制约权力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途径：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等。这几个方面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以完备的法律为前提和保障，以法律制约权力也需要以公民具备权利意识和自觉为条件。不管是以法律还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在一个低参与度和政治冷漠的官民二元格局社会里，事实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重建权力生态，还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牟宗三曾区分政道与治道，并认为中国政治的一大问题是只有治道而无政道。这为我们思考权力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思路。完整的权力生态应该是政道生态与治道生态的有机统一。所谓政道，是针对政权而言，简言之就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所谓治道，是指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政道是第一位的，治道是第二位的，治道应该以政道为基础。有政道之治道，是治道的客观形态；无政道之治道，是治道的主观形态。牟宗三以为，中国历史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主观形态中，只有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进步，历史体现为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历史前行至今，中国的政治不可能再重蹈覆辙，不可能再陷入治乱循环的状态。
（一）建构政道：以宪政和法治树立政治正当性
建立政道的根本途径是为政权找到正当性（合法性）之基础。中国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打天下而来，政治合法性之基础建立在打天下这一事实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能再寄托在这一事实上，而必须转向宪政之路，否则就无法超越成王败寇的旧逻辑。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现代政治体系有三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与责任体系，而中国只具备其中一条，即强大的国家［15］P435。法治与责任体系的稀缺可以在中国社会的官民二元格局里找到根源。在这种格局中，民众普遍缺乏政治参与动力和参与意识，形成普遍的政治冷漠。于是形成了中国人一种奇怪的悖谬：一方面是全民性的官本位思想和权力崇拜，另一方面却是群体性的政治冷漠和低参与。其根源何在呢？答案也许在“家”里。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强调家庭的地位而缺乏健全的民族主义，这对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社会（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没有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公共生活中的动力，个人是这样的依赖他的家庭，使他简直不可能作为一个忠于国家的公民而活动。”［16］由于“缺乏强有力且有凝聚力的社会其他阶层，中国社会几乎不太可能进行动员并反抗国家集权，因而也就无法形成一个程序性的责任体系”［15］P73。于是，可操作的程序性责任体系的缺乏导致了民众的普遍不参与，但同时民众的普遍不参与又默认并放任了这种责任体系的空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恶性循环，官民二元格局因而凸显。如果说中国政治中也存在负责制的话，那也只存在于官僚体系内部，而且主要是向上负责的单向机制。福山认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15］P436-437，而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能否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15］P430。中国未来政道之确立，必须正视这些日益凸显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二）改善治道：建立非人格化的现代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