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嵌入的乡村社会治理分析／毛高杰

　　2. 20世纪初期的军阀混战为乡村提供了重塑社会形态的基础。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形态历经数千年，除了王朝更迭时期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乡村社会秩序都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因为没有现代性的加入，也没有现代政党思想和组织的加入，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并未实质上推进中国社会改变。20世纪初期军阀混战时，各地军阀为了争取资源，都采取了一定的深入控制乡村社会的措施。之后，乡村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乡村社会的成员和文化均发生了剧烈改变，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图景和党组织在乡村的广泛成立成为与之前乡村社会变迁最大的不同。在新中国成立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和文化图景就具了有强大的支配力，成为乡村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基础。［1］

　　3.“乡村建设”和共产党的政党下乡提供了文化和认知基础。在20世纪初期，以宴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虽有补弊的意图，但在有限乡村展开的实验无法超越当时的主流政治体制约束，难以形成普遍性的乡村治理模式。对于国民党来说，其一开始就存在与乡村疏离的弊端，其通过对乡村资源的索取来供养庞大的上层官僚系统，导致其缺乏动员乡村社会的能力。在意识到需要深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国民党制定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自上而下发展国民党党员和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方式，试图通过快速发展乡村党员来强化对乡村的控制，这些做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注意在乡村开展活动，从农民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并在1923年8月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通过对比，乡村社会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高度一致的思想文化认同，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乡村社会的一个当然组织予以接受。

　　4.乡村社会利益诉求提供了党组织嵌入的利益关联。在传统士绅力量消解之后，乡村处于缺乏组织性的状态，无论是生存意义上的利益，还是更高的发展上的利益，都需要新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2］在20世纪上半期的各种战争中，国民党未能提供一个满足乡村社会利益诉求的机制，在晚清畸形的产业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官僚资本对乡村的汲取变本加厉，严重阻断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渠道。在土地改革等局部政权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农民，以土地为主要利益导向，将自身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高度关联起来。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现代政党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就需要找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为了符合中国乡村社会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多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转换，使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生活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在乡村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