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困境与发展路径／井西晓 韦 斌

　　第二，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能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组织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加强章程审查、推动监事会建设和完善外部监督使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规则、自我发展，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培育专业的应急管理组织，将风险检测与评估、应急教育培训等业务交给更有效率的社会组织进行。“蔚蓝地图”手机APP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蔚蓝地图”的初衷在于建立一个公众友好的环境信息资源公开与监测平台，实现环境污染的多元社会治理，通过为用户提供空气和天气信息、空气和水质量地图、环境污染举报等功能，成功促使2000多家企业采取绿色环保生产，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环保的社会参与，更突破了环境污染举证难的技术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减缓了环境污染。2016年，“蔚蓝地图”与国家环保部、水利部的环境违法举报平台直连，形成了社会组织、政府、公众协同的“互联网+环保”模式。助力社会组织提升专业化水平，如推动专业社会救援力量发展，并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购买、外包等方式鼓励专业社会救援力量发展，通过技能竞赛等形式提高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的技术能力，规范救援行为，建立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行动上规范的社会应急救援队伍。

　　第三，破解信息梗阻困局，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信息共享协同机制，促进危机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复杂适应系统的关键因素在于网络各节点（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的系统性优化，需要通过信息流在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实现有效沟通和快速反应。破解信息协同梗阻困局，可以按照危机治理过程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信息公开。事前信息公开与共享重在对公共危机的预警、认知和联动，利用大数据、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等技术对海量公共危机信息进行案例库建设，通过案例特征分析、案例模拟与仿真对有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进行识别和预警，实现危机治理的关口前移。事中信息公开与共享贵在及时、准确地发布公共危机信息，积极引导舆论，防止不良信息混淆视听、造成次生灾害。事后信息公开与共享则侧重于公共危机中的政府政策与行动、社会联动、危机后果和案例分析，有利于建立和加强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另外，建立公共危机信息联动与应急指挥平台，将之作为信息收集、风险研判和信息发布的官方平台，不仅接入公安、环保、城管和消防等行政部门，同时向社会组织和公民开放部分端口，实现公共危机信息的无边界交换。

　　（二）优化政府间协同路径

　　政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核心主体，要破解政府间的协同困境，必须克服部门利益所带来的协同张力，建立良好的府际协同关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高效协同机制。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中央政府可以作为超脱于地方政府利益争端的公正裁判，从而在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发挥信息沟通与冲突裁决的作用。［5］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外部强制，对地方政府间协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间协同的方式、体制机制，明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