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吴亚慧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C社区成功举行了国际龙舟文化节，龙舟民俗文化愈发规范，活动氛围愈发浓厚，河涌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龙舟文化盛宴。可以说，被城市化浪潮打破了的宗族传统格局和文化精神基础，在龙舟民俗文化的再生产中重新找到了栖息之处，换言之，互动性较高的龙舟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产品极大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

　　（二）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

　　在龙舟民俗文化形成品牌的基础上，整合更多的资源，利用更温和、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完成社区治理实践是H组织的长远目标。特别是针对C社区养老矛盾突出、外来人口融入难等问题，H组织通过一系列策略和活动，充分营造“人人可以参与社区治理”的整体氛围。

　　（三）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

　　前期H组织将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结合社区治理，形成了社区自治的雏形。接下来的工作目标是协同居委会、社区骨干以及社区居民，形成一种自我发动、自我组织的长效机制。H组织扮演推动、陪伴与支持的角色，致力于培育C社区本土志愿服务队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志愿者领袖，提供能力建设、激励供给等服务。

　　H组织与街道社区组建数支民间志愿者护涌队，规模达百人。当前C社区巡涌活动已成常态化，不同的志愿队伍自主安排时间和任务，积极参与河涌检查、环保宣传、污染举报等行动。此外，H组织注重挖掘和培养社区志愿骨干，举办专题指导、实操课程等专业培训活动，增强社区志愿骨干的实践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切实提高居民专业化、组织化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软实力”。H组织借助团队建设、能力培育、激励供给等方式构建多个社区治理共同体，在社区环境治理、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作为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内生的新生事物，志愿团队的组建和发展以及一系列公益项目，成为“在空间中生产事物”的另一重要表征，能够吸引更多行动者参与到社区治理的组织化行动中。

　　三、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及其有目的的选择。而桂勇聚焦行动者—空间这一关系结构，认为行动者追求决策理性化和利益最大化，关注行动者在包含各种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特定空间中是如何互动与决策的。［1］本文认为，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选择恰巧为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成为社区治理这一空间生产与重构得以发生的逻辑起点。在上述案例中，H组织选择从C社区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扎实的龙舟民俗文化保育入手，开展文化保育、环境治理等一系列社区实践活动。随着社区元素的重组与公共空间的再生产，多元行动者的公共精神逐渐得到培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