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小官巨贪”治理的成效与展望／李彦娅 郑 盛

　　行政生态的优劣对“小官”行为和“小官巨腐”治理的影响已形成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生态状况相比过去有了巨大进步，在2013年到2017年间，“小贪巨腐”现象得到遏制，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得以改变，但是，基层腐败与“小官巨贪”案例仍未根绝。

　　二、“小官巨贪”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反腐包括反腐法律规范、相关机制与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行政生态中诸如行政文化、行政组织结构、责任与绩效机制等相对于经济、社会等变革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小官巨贪”现象并未根绝，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仍较为严重。

　　（一）“小官巨贪”发案领域的扩大化

　　一般来说，“小官巨贪”案件发生在土地矿产、医疗卫生、电力、金融等资源垄断或者权力集中的领域。但是，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期间查处的“小官巨贪”案件来看，其发案领域有着扩大化的特征，交通、农业、扶贫、公检法、殡葬、教育等领域“小官巨贪”案件频频发生。“小官巨贪”发案领域之所以会扩大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期间，党和国家严查易腐领域的贪污腐败，易腐领域的贪污腐败有所收敛。同时，国家加强对贪腐的查处，许多之前认为不可能贪腐的领域，其贪腐案件也浮出水面。第二，国家对民生补助补贴项目的增加以及简政放权后一些审批权限下放基层后，相关监管未及时跟进，给予了“小官”们贪腐的可乘之机。

　　（二）“小官巨贪”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增强

　　由于党和国家对贪污腐败的重视，对贪腐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小官”们的贪腐行为。“小官”们的犯罪手段从过去简单的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转为运用专业知识、利用相关程序或制度漏洞作案，手段变化多样，隐蔽性逐步增强。比如，广东东莞市长安镇经济科技信息局产业技术股原办事员黄新征，利用职务便利，在两年间骗取国家补助资金1200余万元，在补助资金发放过程中，上级部门认为补助资金已发放到位，普通群众却完全不知道有相关补助。

　　（三）“小官巨贪”群体性腐败仍广泛存在

　　我国“小官”群体性腐败案件在新时代大为减少，我国查处的群体性腐败大多发生在党的十八大期间甚至之前，但党的十九大后仍时有破获。比如，2017年查处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住建系统塌方式腐败案，是近年来湘西州内影响最为深远、波及面最为广泛、教训极为深刻的腐败窝案。近两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在基层扶贫领域也常爆出“蛀虫”与“窝案”。

　　三、“小官巨贪”治理不足的行政生态困境

　　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五要素”分别是经济因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架构。笔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