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中社会稳定风险问题的诱发因素与防避思路／乔瑞华

　　近年来，随着公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公众的公正诉求和政治参与诉求也在不断增加。当各类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保障或者有损公众利益时，越来越多的公众会选择维权。维权路径分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利益受损者通常会采取与损害行为实施者进行谈判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当无法通过谈判获得自身利益时，则通常会选择司法途径或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利益分歧。然而，当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解决利益分歧时，其会选择到更高级别的部门上访，甚至会采取非理性行为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以求通过扩大事件影响力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就会导致社会稳定风险增大，进而转变为影响地方发展的社会危机。在公众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诉求表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可能存在抑制社会稳定风险向危机转化的风险压制行为，公众也很可能会被迫屈从于强大的行政压力而进行妥协和放弃自我权益。此种情况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化解风险，未来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稳定风险。

　　（四）谣言应对困境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激化诱因

　　自古至今，谣言一直是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今，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新兴自媒体的推动下，谣言更是插上了飞速传播的翅膀，变成推波助澜的风险引爆因素，成为城市基层治理危机的重要诱因和风险源。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所说，每一则谣言都有听众。［1］129个体在网络中同时身兼信息受众与信息发布者双重身份，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个体因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描述版本。基于个人的认知、喜好和倾向于达到自我认知和谐的特点，对同一事件不同的描述版本都可能有受众，而当个人观点受到质疑时，通常又倾向于用错误的信息作为维护自己观点的依据。这样，当信息错误时，受谣言影响的群体人数将不断增加，从而形成更大的谣言。同时，网络作为一种媒体平台，博人眼球是其主要特点。当发生危机事件时，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可能存在放大事件的某一方面、断章取义或者捏造相关信息等行为。而政府面对谣言信息量大、波及范围广、传播迅速的特点，如果缺少预警机制、处置不及时、处理方式简单化、不能贴近大众实际需求，就很容易陷入被动局面，从而影响政府权威和公信力，进而诱发社会稳定风险。

　　（五）极端暴戾人格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偶发诱因

　　在城市基层治理中，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理论上，如能保证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在科学的决策机制下得到积极反映和有效满足，同时注意在城市基层治理中有效规避谣言等不实信息的传播，就能有效避免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社会稳定风险，但实际上，部分人的极端暴戾人格会导致风险因素控制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这也是在城市基层治理中需要特别关注并予以解决的问题。在正常状态下，公众在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时，能够做到客观思考并能积极沟通，在收到反馈后，能够有效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有部分具有极端暴戾人格的人群，由于其心理方面的不正确归因倾向，在受到挫折时，其不是先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归为他人或社会，并由此产生不满，进而产生报复他人或社会的个人极端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