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下循证领导力的 系统表征与实践进路／陈 岩

　　创设公共危机循证文化氛围。公共危机下的循证领导力有赖于高质量证据所表现出的广泛性和可及性。大数据推动知证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所谓知证文化，是指在循证决策过程中多元主体形成的搜集证据、筛选证据、确定证据的意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要素。政府危机决策者、危机研究者等相关人员应进行培训学习，利用大数据实现培训需求与培训内容的精准匹配，使学习者深入理解危机证据的内涵，掌握搜集和识别危机证据的能力。［4］应整合政府相关部门公共危机教育优质数字资源，联合科研院所、教育机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开发基于“循证意识—循证知识—循证能力”教学链的社会教育在线课程体系，运用大数据完成学习内容的个性化推送，持续培养社会公众的问题意识、合作意识与实证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知晓证据、尊重证据、发现证据的良好循证生态。

　　（三）建立公共危机循证价值创新机制

　　公共危机下的循证领导力旨在催生能够解决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的实践智慧，找寻到一条公共价值的平衡路径。公共价值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危机循证将“证据的善治”作为自身追求，在证据生产与证据实践中达成多元治理主体权利、义务和规范的共识。［5］

　　增进公共危机循证协同价值。公共危机下的循证协同，要改变唯政府循证的单一性，以多中心治理促进权力依赖向共生依赖转变。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确立平等信任的循证合作关系，尊重公众的首创精神。一方面，鼓励包括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内的社会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公共危机循证，着重培育公共危机循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兼顾证据来源的广泛性，关注公共危机中弱势及特困人群的需求偏好，吸纳多元社会价值，彰显循证实践的“公共性”与“包容性”。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治理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功能，使公众在公共危机循证中持续互动，以加强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建设。优化社区公共议题的线上线下协商机制，引导公众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养成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在协商过程中提高风险判断能力、资源协调能力和矛盾化解能力。

　　推进公共危机循证知识转化。知识创造价值，将科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易被证据实践者理解应用的知识，可增进公共危机循证价值。系统视角下的循证知识转化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播与扩散，而是一个知识有效集约化的过程。对循证过程中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实施分类，综合专家知识、研究成果、政治判断等证据类型，建立具有“危机记忆”的“知识库”。将公共危机治理目标体系、“最佳证据”细节以及循证效果评估细节等作为知识转化的制度设计参考要素。为保持知识转化的持续性，需要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借助大数据，在知识筛选、吸收、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地反馈调整，充分考量知识与循证绩效的匹配度，开展知识协同。

　　

　　参考文献：

　　［1］林宇晖，刘爱莲.论循证治理视域下新时代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