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假设的多种模式与单位复杂人际关系的处理之道／杨 玲

　　3.“政治人”假设。“政治人”假设是所有经典人性假设中影响力相对较弱、受众相对较小的假设。从其本质看，“政治人”假设更像是“经济人”假设在政治权力领域的运用。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便有提及：“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各自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生活。对于一切共同体来说，这是最大的目的。”［1］85对此，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则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名的“政治人理性”假设，并将其定义为部分社会成员有理性地追求权利最大化的本性与行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位学者鉴于追求权利者并不是人类群体这一“总体”，故把“政治人”的主体锁定到“部分社会成员”这一范围，而这也直接指认了“政治人”假设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二）时代演进中人性假设的多样模式

　　1.“道德人”假设。“道德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人”假设等人性假设的矫枉过正。在上述人性假设中，不管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政治人”，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人的利己性延展的，而“道德人”假设则站在“每个人内心都有并都向往高尚道德”的角度提出人的行为内含弃恶扬善的道德动机，具有“反经济人属性”的特征。如彼得•布劳所指出的：“人们在可供选择的对象中选择最偏爱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物质利益的选择对象。他们可能——而且实际上经常——选择那个要求他们做出物质牺牲但能帮助大多数人实现某些崇高理想的选择对象，因为这可能是他们的目标。即使在做这种选择时，他们也可能犯错误，并选择一个实际上不是实现其目标的最好手段的选择对象。”［1］100

　　2.“文化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最早可以溯源于恩斯特•卡西尔提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在指明人的独特性方面实际是对“文化”的代称，而人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动物——这一观点。据此，日裔美籍学者威廉•大内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人”假设，该假设指出人除具有“文化性”之外，人的行为也受其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价值观熏陶，因此，各组织在管理方式方面应以文化管理取代以往的技术管理。

　　3.“组织人”假设。“组织人”假设是随着现代管理方式兴起而出现的人性假设，它是对其他人性假设的综合与反映。“组织人”假设认为在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不属于任何组织，而作为组织的一分子，每一个个体必然会产生与组织或者“同心同德”或者“离心离德”的行为动机。也就是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个体必然通过牺牲组织利益以增加个人收益的方式，及寻求懒惰安逸、减少努力成本的方式与组织抗衡。

　　二、人性假设视域下单位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与辩证效应

　　（一）单位人际关系的多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