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智慧治理：价值追求和能力维度／宋 君 张国平

　　（三）关键：网络化的整合和协同能力

　　信息是决策的依据，而网络则是组织的神经。网络化就是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成果，通过对相关信息资源进行广泛整合、汇聚后，在不同主体之间扩散、共享特别是应用的过程。网络化下的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和条块约束，实现了人、地、事、物、组织等不同资源的互动、互联、互补和互通，政府治理真正实现了融慧聚力，从而促进了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共同受益。

　　协同则包括内部和外部协同两种情况。内部协同就是打破基于职能部门下决策的分割化、碎片化，在广泛应用数据、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跨部门的决策流程，通过推行政府管理业务与决策流程的集成化、整合化和一体化最大可能地避免职能交叉或利益冲突；外部协同，则是指政府应更多地采取民主、开放的方式倾听社会意见，在增强决策民主性、科学性和回应性的基础上，发挥和提高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公民个体等共同发现、及时应对和有效解决复杂问题的不同优势和整体能力。

　　（四）目标：智能化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能力

　　智能包含智力和能力双重要素，是基于技术支撑形成的以统计分析的智能化、信息资源的共享化、平台和制度的衔接化、供给和需求对应的精准化等智力为基础的感知、判断、控制、调整、回应、及时、灵活、精准的综合性选择、决定和执行的能力。依托数字化的感知能力、信息化的调整和追踪能力、网络化的整合和协同能力必然大大提升政府治理的效率、能力和水平。

　　当然，特别重要和必须强调的是：其一，智能化管理与决策基于其工具价值的属性，主要适用于常态性、程序性的政府事务，而事关重大、决策难度大、风险高的宏观事务或者战略决策仍然必须由“人”来做出，“智能化”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辅助性和支持性作用，换言之，“人”作为特定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来不应被忽视或者抹杀。其二，在智能向智慧的升级中，政府智慧治理的能力维度，首先是在相关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能力，否则只是数据的冷漠和数字的麻木并重蹈形式主义的覆辙。同时，政府智慧治理的能力维度也是在技术价值和工具价值实践的过程中对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张乾友.解读“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3（1）：23-34.

　　［2］于跃，王庆华.从智能政府到智慧政府：价值与追求［J］.社会科学文摘，2019（4）：33-35.

 

　　责任编辑 王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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