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大数据×”：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引擎/陆 茜

　　二、“互联网+国家治理”：一种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增量效应

　　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增量效应的治理工具，“互联网+国家治理”直接导致了国家权力去中心化和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互联网+国家治理”打破了传统的政府单向治理模式，普通的民众借助“互联网+”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参与到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体现了直接民主和全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还促进了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一）“互联网+国家治理”：权力运行的透明化

　　任何科技都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具备了一定社会土壤与现实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外化物，但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像互联网一样，具备如此深刻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互联网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整个过程，正悄然改变国家形态本身。［3］互联网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着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生态、社会文化以及政府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平台的搭建，并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公开和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性。在“互联网+国家治理”的语境里，阳光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以及服务型政府已经深得人心，社会公民对政府行为的关注度也随之日益高涨，并且逐渐形成了全民“一张网”的社会生态。近些年来，《第一书记》《问政“一把手”》《百姓问政》等网络电视问政栏目的开设，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公共性和透明性，为社会公民问政、参政以及议政提供了新的渠道。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二类生存空间”，“互联网+国家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工具，“互联网+国家治理”将进入全民共享共治的“透明时代”。

　　（二）“互联网+国家治理”：权力运行的规范化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互联网+国家治理”不仅解构了传统的国家治理权力和权力运行的既定模式或一贯规律，还重塑了“亲”“清”的政治生态，推动了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实际上，在“互联网+国家治理”的语境中，除传统权威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外，政府还可通过“柔性治理”方式对互联网舆论进行引导、对互联网行为规范进行治理，厘清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边界，防止权力“错位”“缺位”“越位”。美国学者穆勒注意到，依附互联网而生的关系网络，会通过合作与冲突的方式，将政府治理的既有体系往“亲网络”方向加以引导，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政府治理形态。然而，这种“亲网络”的关系也极有可能助推新的国际恐怖事件的发生，这就需要新的互联网技术加以规范，从源头上解决类似的问题，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实施全覆盖的监督。

　　（三）“互联网+国家治理”：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德国公法学家毛雷尔认为：法治国家应该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4］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