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理论视角下领导与基层群众和谐关系机制研究/刘贡南 李沫燃

　　本文采用a系数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信度系数都大于0.6，说明该问卷有较理想的信度。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效度进行检验。由Bartlett球形检验可以看出，卡方值为8312.56，显著性水平P＝0<0.01，所以应拒绝各变量独立的假设，即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MO统计量为0.847>0.6，sig显著度为0，小于0.05，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二、基层领导与蒙、哈、汉族群众和谐关系因素分析

　　（一）牧民定居政策为领导与基层群众创造居住互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更加明确了要改善民生，一切以人为主要出发点，要在“定居兴牧”的工程上继续实现新的突破，尽量改善牧民的生活质量，让牧民过上具有现代文明标志的生活。2012年，巴里坤开始第二批游牧定居工程，要求牧民定居350户，其中S乡H村定居15户。据了解本项目总投资额达到3850万元，其中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额达1050万元，每户平均补助3万元；从自治区财政补助、对口支援、地区、县级财政等渠道，对地方配套补助2450万元，对口支援每户平均补助1.5万元。在定居点布局规划方面，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生活质量，定居遵循三个最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人畜分离的基本原则，这样既能有效减少牲畜的臭气臭水，也能减少蚊蝇细菌对人身体的伤害，有效控制定居点疫情的发展。二是要遵循户户相连接的重要原则，每个定居点内4—10户的牧民房要左右、前后相互连接，把左户的右墙做右户的左墙，前户的后墙做后户的前墙。这种布置为了减少土地的浪费情况，减少各方面的成本，最主要是便于牧民之间的邻里互动和相互之间的照应。三是要坚持生态环境建设与绿色农业基地相结合的原则。笔者调研期间，很多的牧民已经住入安置房中，享受到国家给予的补贴。村领导及时将定居政策和定居要求给蒙、哈、汉三个民族群众作出详细解释，并与其一同居住在共同的格局领域之中，使彼此间增加亲密感和信任感。

　　实施安居房工程，一方面构建了多民族定居互居的居住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增加了基层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定居下来的村民可以享受到不因转场而遭受的艰苦生活，可以接触到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多样化生活，可以在闲余时间体会不同群体带来的特色文化，这也是三个民族能够在村领导的带领下逐步改善生活、和谐共处的原因。众所周知，地域居住空间布局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与表现形式，一直是影响不同群体互动交往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地域居住空间对于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作用，还是居住空间的格局分布对于人群日常交往的多重影响，其背后都折射出文化和行为的作用。比如在居住空间里将与谁互动交往、与其交往目的、交往方式等。［1］安居房政策的制定，既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文化互解的重视，又体现了居住格局的分布对一个地区稳定和领导行为认知的重要性。

　　（二）蒙、哈、汉族群众对国家政策认可程度高

　　蒙、哈、汉三个民族生活在一个村落，三者民族关系和睦是在一起生存生活的最基本保障。而民族关系的衡量标准，一方面是在同一个地区跨文化交往互动中构建的，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民族的政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