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寻租利益链阻断研究/韩 飞

　　4.利益分赃程序化，运行趋于稳定。利益链形成后，分赃程序化，运行高度稳定。利益集团的集体腐败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腐败活动，它有比较固定的作案人员、相对灵活的作案手段以及稳定的资金流通渠道等。他们在实施腐败行为前往往已经计划好各个程序，实行分工合作，在各自的领域范围内为腐败行为进行掩护及善后处理，再根据各人的等级以及作用的大小进行利益分赃。比如，经常通过地下钱庄、现金走私，经常利用项目交易的形式向海外转移资产，借助企业投资，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通过境外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等手段转移资产，而我国当前的技术还难以侦查与截获。另外，当前我国户口管理存在漏洞，许多官员拥有多个身份证，因此对于腐败者拥有多少房产难以提前查获。

　　5.腐败产生马太效应，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公权寻租者往往能够获得巨额财富，极度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力寻租市场化，极大阻碍了法治国家建设。例如，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其很多亲属都是公司高层领导，利用他的关系在商场上获利丰硕；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人事任免，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他们以派系利益为重，公权寻租，严重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引发极度恶劣的塌方式腐败。

　　二、公权寻租利益链形成的原因阐释：社会交换的视角

　　1.成功命题：排斥异己，独占战略资源。由于当前我国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软弱、舆论监督虚置，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与独大。权力运行不公开，公权力日益市场化，拥有公权力的人能通过交换获得巨额非法收益，进而通过利益输送获得更大的权力和上升空间，同时培养自己的亲信，形成利益圈子，对于不是很亲近的人则想尽办法限制其权力。一把手通过排斥异己，安排亲信，巩固自己的地盘，逐步独占战略资源，造成用人一锤定音、花钱一支笔、决策一人拍板等。2000年初至2014年3月底，媒体曝光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不完全统计就有367个，其中219个是担任一把手职务的，占了59.7%。［2］可见，当前一把手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而利益交换、利益输送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的催化剂。

　　2.刺激命题：制度失灵与巨额利润的诱惑。社会转轨、政府转型，社会财富几何级数增加，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自由裁量权过大，贪腐空间增加。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制度失灵与巨额利润的诱惑，使得官员一次次获得超额交换利益，却没有受到制裁与惩罚，寻租刺激游戏让观望的官员也蠢蠢欲动，越来越多的人钻制度漏洞。寻租腐败获取的利润是非常大的，许多受贿者每次少则获得几十万，多则能够达到上千万。寻租能够获得巨额利益，而整体制度防范之网要么设置不当，要么在抱团攻守下软弱乏力，利益链在交换、控制、延伸与置换中野蛮生长。

　　3.价值命题：权力的稀缺性与增值性。公权的稀缺性决定增值性。利益交换空间是巨大的，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对其进行投资，腐败者的权力越大，其能量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