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的冲突、交换与互动/高汝伟 魏崇辉

　　其三，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个可能的解释及研究的必要性。脱离对中国人行动逻辑考察的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研究将会是两张皮，这是学界充斥着大量不知所谓治理研究的重要原因。诚然，学界已对此做了不同角度的有价值的解读。比如，有将其归结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同时“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等。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而“使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因素是：没有谁会永远被踩在脚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经常调换位置”。这就是所谓“天理循环”。

　　“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是建基于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市场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中国人行为中的双重性塑造了特有的矛盾面相。在“天理循环”宿命论之下的矛盾得以反复出现。当然，对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做出终极定义非本文能力所及，而对于一个超大社会进行此类概括是一种冒险。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对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研究是考察包括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在内的公共治理相关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当下推动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路径

　　归根结底，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问题可以置换为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良性”“超越”“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等话语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其如何落地为具体的路径措施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现代国家构建：双重压力下的可能与现实。援引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于当代中国实践说明，开放社会语境下外部因素是无法拒斥的。或许公共治理理论在异域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西方先进理论至少可以启发一些新思路、新视角，为新理论的产生提供可能。不能希冀通过适用公共治理理论就使得中国公共治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至少可以对照先进以发现自身不足，基于对自身不足的准确认识适用先进理论以启发本土理论的产生。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层面分别是“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与“社会生长”。“只有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2］现代国家的构建就是寻求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冲突的协调解决，最终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现代国家构建，一是应在公共治理主体尤其是主导性主体中形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包含在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价值支撑、阻碍因素与应对策略等方面形成一致性认识。基于中国实际，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中的共识应凝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在逻辑上，这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适应中国实际的阐发。二是在强化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引导与培育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这在民主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中作用明显。一直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从政府内部寻找突破口，但由于民主机制依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