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行中消极政治心理的体制性根源及文化心理探析/徐精鹏 李朝祥

　　权力的利益性和扩张性同人性中自私或私欲相结合为权力异化提供了可能，使得公共权力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人类来源于自然这一事实注定了人不可能摆脱求生避死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自然本性。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需求和利益是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原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再由权力运行机制观之，权力的行使总是要通过有着欲望和需求的个人来实现的，客观上存在权力行使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冲突，一旦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行使者又在意志力薄弱和道德自律意识不强的状态下，权力便会沦为其谋取个人私利、满足个人贪欲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地位，但由于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互分离的，也囿于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条件，公共权力的运行仍然只能通过由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个人或少数人来实现。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高，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社会物质财富还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社会稀缺资源自然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因此，某些公共权力行使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集团利益，便将公共权力所有者——社会公民赋予他们的、本来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权力当作私权或商品。公共权力异化直接导致官员的腐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腐败的程度则直接与权力的大小和权力与资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权力与资源的这种紧密联系使得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权力日益商品化，权钱交易成为潜规则。抑制或遏制权力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而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来管人管事是克服权力异化、预防权力腐败的根本之策和最大创新。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党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深刻转型［7］，政府自身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权力关系日趋协调，运转更加顺畅高效。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日益完善，并且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程度显著提高，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同时，通过完善决策制度，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减少了决策失误，避免了因决策失误带来的混乱，同时领导干部更替的制度化避免了社会动荡，全方位保障着国家的政治稳定［8］。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政治体制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监督机制还存在不科学、不合理问题，监督者缺乏实质性的权力，且受制于被监督者；作为主要监督形式的纪检监督和人大监督太“软&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