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行中消极政治心理的体制性根源及文化心理探析/徐精鹏 李朝祥

　　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内生于国家的本质，同步于国家的形成。国家不是抽象的空洞物，而是内在具有无上权力的实体。国家的形成过程无疑就是国家权力的获得过程，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是怎样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为了缓和“自我矛盾”、摆脱“对立面”而产生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170。就其本质而言，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3］172。因此，政治统治便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或首要职能。然而，鉴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4］。因此，社会职能或社会公共职能也是国家的重要职能，政治统治行使的是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社会职能行使的是社会公共权力。但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作为异化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是被统治阶级必须绝对服从的，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其次，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体现为国家机器的威慑性，谁侵犯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谁就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无情镇压。这样一来，民众面对国家权力产生敬畏和惧怕就再自然不过了。由此可见，民众畏权怕官这一消极政治心理从本质上说是源于国家权力的威慑性和强制性。

　　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文化心理惯性：消极政治心理形成的历史及文化根源

　　同西方近代文明史不同，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孕育，也有过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最终没能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国并没有通过政治实践变成现实。相反，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生产关系下催生的君权神授思想及“君贵民轻”“官贵民贱”等官本位价值观念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同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相匹配，成为民众畏权怕官消极政治心理形成的体制性根源和文化心理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理论是在汉代得到系统阐发的。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和“天志”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之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君权神授思想强化了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同君权神授论相配合，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更加强化了国家权力的不可侵犯。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