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构建的法理阐析/徐媛媛 丁慧民

　　（三）社会意识的协同

　　社会意识的协同归根结底是形成规则意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官员还是百姓，都应尊重规则、相信规则、依规则行事，这是法治社会真正的基础。对于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中国而言，一方面，在民族地区，既要加强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更要让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优位于民族政策，司法机关合理吸收、认可民族的习惯规则、民间权威和宗教权威。另一方面，中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律是国家治理的世俗机制，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宗教法治意识不仅意味着宗教人士和普通公民一样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且要求宗教戒律、活动均不得违背法律，政教关系、宗教自由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当然，这种规则意识同样应践行在虚拟空间中，当网络“审丑”、网络围观现象大量滋生时，当所谓“网络大V”丧失了言论的底线时，网络社会中的各主体不仅应遵守法律规则，同样有责任自觉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大众伦理道德。

　　（四）社会行动的协同

　　社会行动的协同聚焦的是纠纷的法治化解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利益诉求不断增多，与之相伴的是纠纷数量急剧上升、纠纷类型日益更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ADR）不断涌现。然而，如果缺乏对ADR的准确把握，一厢情愿地偏好在田间、炕头反复调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委曲求全地将案件的法律效果让位于社会效果，只会导致法官疲惫不堪，无法从容应对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案件，司法效率下降，司法公信力流失。在法治社会中，裁决案件争议的终极判断权是由法院行使的，法院裁判是调解、仲裁等诉讼外解纷方式有效运行的基石，司法权威是不能洞穿的底线。在实践中，将“调解优先”曲解为调解一定优于判决，或异变为对“零判决”的追求，陷入的是“妥协就是和谐”的误区。于是，矛盾纠纷如潮水般涌向法院，却又未真正消解在那里，无休止的申诉上访与公权力的闪躲退让，两者轮番较量，裁判结果在多重博弈中变得扑朔迷离。解决纠纷的过程，固然需要沟通、协商和宽容，但不能以牺牲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和说理性为代价，也不能损坏司法定分止争的功能。

　　综上所述，法治社会是运用具有品质德性的法治进行良善治理的社会。国家、社会、个人在合作互动机制下，协同共治，以实现社会法治秩序。如图1所示，鱼身的主干部分是对国家和社会生活进行法治化治理的形象描述，以形成法治社会的总目标。围绕鱼身的四根主刺，是指将社会构造的四个方面作为法治化治理的着力点，继而每根主刺又分解为若干小刺，对治理的对象予以细化。

　　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我们选择法治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和要求；因为我们相信“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中国正在通过法治走向民主，并随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