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构建的法理阐析/徐媛媛 丁慧民

　　法治社会的建构，知易行难。就中国社会的法治化治理而言，首先，任何社会主体都要守规则、守规矩。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才可能重拾彼此之间的信任，并为解决各种社会乱象奠定基础；其次，尊重司法被动、中立的特性，保证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使民众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以及有稳定的期待。因此，中国法治事业的推进亟待拨开迷雾，凝聚共识，底线共识是法治社会生成与运行的内在机理。

　　三、推进协同共治是法治社会建构的实践动力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法治社会不是凭借威权压服的社会，也不是仅用法律强制的社会，要打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肯定法律享有至上权威的同时，尊重多元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在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三元建构思路下，给予社会更多的自治权限，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具体来说，无论是从社会的静态还是动态层面，都不再是单纯地依赖政府管理，而是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规范、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四个方面均贯穿法治共识，实现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序衔接。

　　（一）社会组织的协同

　　社会组织的协同实则是促进社会自治，即廓清社会自治的权限与空间。在纵向中央—地方的维度上，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政府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相较于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更为现实的关怀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不只是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同时也是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不应只是坐等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中央在注重民族地区稳定性的前提下，也应给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而要解决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虚化与流失问题，必须从政策性分权走向法律性分权［9］。在横向国家（政府）—公民（个人）的维度上，关注的则是既非国家和政府的附庸，也非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介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重要力量，如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冲突激增，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党和政府维稳的压力较大，基于自由结社产生的社会组织起到的是“减压阀”和“缓冲器”的作用，在政府无须或无法有效介入的领域自主活动。

　　（二）社会制度/规范的协同

　　从国家本位出发，法律与国家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立足于国家主义的立场，法律（体系）便是一个自足圆满的概念。而正是固守这样的人为建构思路，迷信立法，寄希望于法律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种种偏颇。在有了成千上万项不同层次的立法之后，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法律在影响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法律的至上权威也并未真正形成。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法治社会中的规则并不仅局限于国家法，我们还应注意到那些在法律延伸意义上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