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内卷化：成因及调适/朱桔艺 陈 芳

　　（二）政治关系网络存续与效度的制约

　　Opper等（2007）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是决定官员升迁的关键变量，而经济绩效的影响却不太显著。正如费孝通（1985）指出，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有边界的。同理，在以血缘、学缘、地缘、业缘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也容易形成一定的圈子，而建立在这种裙带关系之上的“圈中人”通常会结成隐性联盟，并作用于圈内成员的政治晋升。千百年来，在“熟人社会”传统的延续下，政治人潜在的政治关系网络存续也就无可厚非了。

　　与在任期内产生的经济绩效相比，影响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背后主导因素——政治关系网络效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具影响力。拥有政治关系网络优势的官员一般能获得较好的任职轨迹，譬如在干部交流中，中央司局级官员相比地方司局级官员，通常会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会享有更多的升迁机会［5］，他们更有可能被派到特定的地区或部门历练，拓展视野，丰富经历，以此作为跳板，对今后的职务晋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此类现象的客观存在，给那些政治关系网络较弱或是根本就不具有政治关系网络的地方政府官员当头一棒，囿于自身所及的政治关系网络效度，即便是地方政府官员被赋予地方党政要职，在励精图治促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也难以换取政治晋升的机会，因而其职务晋升也就容易陷入内卷化，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

　　（三）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的逆向激励隐忧

　　当前，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嵌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中，并已成为一种常态的责任追究倒逼机制。在除了以激励型制度安排为主的正向激励外，逆向激励的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的晋升资格赛也成为悬在地方政府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双向的激励共同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荣敬本等注意到，在特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在向下级传达硬性指标的同时，辅以一票否决制来惩罚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6］。无论是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或是地方职能部门负责人，当被认为有过错时，即便在任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政绩，也难逃一票否决制或问责制的惩罚。

　　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在现实中常常使地方政府官员中的副职，特别是在一些责任事故的问责处理中，成为正职的“替罪羊”［7］。实际上，也有部分专业性较强的监管部门的正职同样会遭到事后问责，如安监局局长等，他们会比同类职位的正职承担更大的风险。在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的逆向激励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唯恐工作不力酿成事故被问责，而不得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被罢黜，进而导致仕途的就此止步。不言而喻，一票否决制和问责制的逆向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方政府治理的“不出事逻辑”，当然在这层治理逻辑背后的机理也是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稳定而促成的职务晋升内卷化。

　　三、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内卷化的调适策略

　　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职务晋升的内卷化，是导致其产生精神懈怠，甚至走向腐败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