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分析/张 健

　　一般情况下，在起初阶段，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对利益表达方式定会有一番理性思考，大多表现为情绪化的语言交流，接着他们会通过信访、上访等代价较小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之后才会有罢工、静坐、网络动员等破坏程度较低的方式，最后才可能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而采取冒险行动攻击政府。总之，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表达行动与付出代价的大小程度、获益的可能性有着密切关系。

　　（二）非理性选择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分布于社会各阶层，而各阶层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不尽相同，其利益表达的具体目标自然不一样。当涉及一项具体政策时，单个个体或同行业人员的利益表达可能有理性的一面，而就共同利益的实现则是非理性的。奥尔森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8］。比如延迟退休政策，企业职工大部分希望不要延迟退休，行政人员则要求按时退休。

　　另外，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成员对相对剥夺感的认知程度也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共同参与一次集体行动，也都会将行动目标指向政府。然而，参与者呈“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约束，每个个体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不会通过社会交换实现共同利益，获得集体行动带来的后果，所以，在集体行动过程中也存在利益的分化，从而导致群体的分化。在集体行动中，群体情绪释放失控也会导致非理性选择。因此，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利益表达的自我性和情绪性是非理性选择的重要根源。

　　（三）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共存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文化素养、社会阅历及心理、政治社会化等有着较大差别，其利益诉求的侧重点不一样，有人偏重物质利益获得，有人追求精神利益满足。物质利益需求，目标明确，便于计算，容易满足，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精神利益需求，涉及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利益表达目标模糊，甚至自身对预期效用也缺乏信心，难以实现利益诉求最大化，是非理性选择。

　　另外，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处于复杂的、不确定的生活场域，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和纷繁复杂的信息会干扰他们的社会认知，使其丧失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力，陷入无休止的与其他人或群体利益得失的比照中而不能自拔，失落感不断加重。最初他们在理性思考下采取利益表达行动，后来伴随群体数量的增多、大量谣言弥漫、侵袭进而放弃了理性思考，转为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因此，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呈现着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互动和并存。

　　四、结论与建议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负面效应。其利益表达方式与其他群体之不同在于：一是通过“造势”引起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重视，胁迫政府及相关部门调整、修改政策或强化政策执行力；二是其利益表达过程中充满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寻求政府利益补偿和社会支持为主旨，希望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和强化政策执行力而不是获得施舍性物质救济。通常，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还是理性的策略，通过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实现效用最大化，然而也存在非理性的策略。

　　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