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政治逻辑/陈 琛

　　当今中国已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现代化的新阶段，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远未完成，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的存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此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反腐旗帜，绝非维持执政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视为政党自新的战略之举。这种自新，实质上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也是政党现代化的过程。

　　一是更新党的政治观念。首先，要彻底抛弃政治神圣化思维。政治神圣化是专制社会的历史遗产，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强力反腐最明显的效应是去除政治绝对化和神圣化，让政治权力运行回归本质［3］。如果说革命年代政治神圣化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阶段，那么执政后如果还是坚持这样的思维，则执政党势必固守其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势必导致特权和腐败。苏共的教训表明，一个夹着特权尾巴的执政党经不起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习近平反复强调反特权，并以霹雳手段打击利益集团，其深意就在于此。反腐败是执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祛魅，更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为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广泛政治参与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正如享廷顿所言，现代化将民众领出了洞穴，谁也别想再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4］。其次，要彻底清算“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政治观。这种政治观之所以有市场，既有传统观念作祟，也有党长期执政的原因。由于长期执政，一些党员干部模糊了党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问题，认为党领导人民打江山理所当然要坐江山，当然要替人民当家做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势必滋生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执政资格”问题，强调如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强调要“切实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干部与群众要“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等。这些论断看似常识，实则蕴含着现代化新阶段的政治观，为增强党的自新机能提供了观念先导。

　　二是调整党的结构功能。如前所述，政党结构功能的封闭、僵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历史特点，以反腐败为契机，紧扣全面从严治党布局，大力调整党的结构功能。在组织层面上，着力优化党内权力结构，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最鲜明的标志是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推动了“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在治理层面上，明确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系列重要举措，尤其是制定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围绕深化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四大方面，提出了26项改革举措，全面开启了党的建设制度的系统性改革。上述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清除体制机制弊端，清除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着眼于重构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深刻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新要求，体现了现代化新阶段执政新要求。随着党的结构功能的适应性变革的不断深化，党得以彻底革除封闭、僵化和人治的积弊，重塑开放、灵活和法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面貌。

　　三是改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