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模式下的环境行政决策分析/王 楠 顾建亚

　　（二）外部原因

　　1.司法救济渠道受阻。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会想到寻求法律或政府帮助。虽然有信访制度及听证制度，但这些制度没有行之有效地保护公众的利益。案例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要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例如，余杭区的九峰项目没有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2014年4月，余杭区政府对外公布项目信息后，有2万民众联名反对，其中还有52人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环境卫生规划进行听证，但政府并未向群众进行真诚的沟通及解释。同时，相关单位已经开始与项目有关的作业活动，让市民感到诉求没有任何效果，群体性冲突终未能避免。

　　2.程序设置有待提升。我国早在2003年9月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2006年2月，我国还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这部办法中不但确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实质性的权利，而且还具体规定了参与环评的范围、程序、方式，应该说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得到了法制保障。

　　但是法律对环评项目相关公众的范围没有具体界定，使得被调查公众出现随意性，调查问卷设计失真，使很多环评意见草率地被错误代表了。典型案例是河北秦皇岛垃圾焚烧项目，有65名被调查的村民表示自己从未见过项目环评调查表。还有一些被抽查填写项目调查表的公民，根本无法查找或离开村子多年。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公众的意见能否起到作用，能起多大作用，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并未明确。仅要求建设单位认真对待环评民众的意见，并附上环评说明，而环保行政部门在决策中是否要采纳民众的意见并未提及。

　　四、环境决策法治思维校正及案例检验

　　当某种思维模式下的决策得到社会以环境的良性反馈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校正以往的错误思维模式。笔者认为，环境行政决策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具体包括政府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正当程序。浙江省嘉兴市已经在探索公众多元参与环境决策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法律至上。法律在一个国家地位如何，能够判断出这个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要求政府对环境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前文所述的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政府进行环境行政决策时都涉及了违法违规的行政行为，说明《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一些环境法律法规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起到震慑及管制的作用。严格问责是新环保法修改的亮点，这些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