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四大学派领导思想的运用与借鉴/彭均国

　　二、先秦时期四大学派领导思想在当代的四次运用

　　先秦时期四大学派在领导方式上虽然存在权治过于刚性、德治又太松软，“无为”过于不作为、法治又过于严苛等问题，但都是先秦时期国家对社会诉求的反映。因此，四大学派的领导思想依然有其卓越之处，这正是被现代领导思想所借鉴和运用的原因。中国现代领导思想，结合实际问题，有选择性地运用了先秦时期领导思想。

　　先秦时期四大学派领导思想在当代的第一次运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运用，主要反映在对道家“道法自然”“尚同一义”的运用和对法家“民本”思想的运用。首先，毛泽东深刻理解“道法自然”思想，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运用。毛泽东的经典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就从根本上探究万物之规律，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永久性，提出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实践中，要把实践当成基础，而不是教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就是最好的印证。其次，毛泽东运用道家“尚同一义“的理念，主张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并积极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本土的领导体制。毛泽东看到了苏联体制模式下的一系列问题，认为苏联模式是一套只适合苏联的体制，中国应当建立这样的体制：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法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不仅如此，在评价标准上，毛泽东指出，应当以是否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为标准。领导者代表人民群众，就应当为人民群众争取利益，与敌对势力划清界限，在利益上与人民群众统一。再次，毛泽东运用法家“民为本”的理念，指出应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

　　先秦时期四大学派领导思想在当代的第二次运用，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运用，主要反映在对儒家德行思想、法家“民为本”思想和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运用。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至尊，应当得到发展。儒家文化作为经济的配套“设施“，与经济一样重要。第二，改革开放，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与毛泽东时期的“民本”思想视角不同，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技术，切实做到了给人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基本目的就是为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法家学派“民为本”的领导思想仅是理念上的，在现实中却让渡给了严酷的法治，而改革开放却是“民为本”思想在实际中的落实，是“民为本”理念的现实化。第三，“一国两制”政策是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运用。“一国两制”，是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框架下，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体现了“兼爱非攻”思想。

　　先秦时期四大学派领导思想在当代的第三次运用，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运用，主要反映为对法家学派“民本”“以法治国”思想的继续深化和对墨家学派“尚贤”领导思想的运用。其一，继续深化民本思想，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一是领导者要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