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极端行为的产生及应对策略研究/周芳名

　　2.传统社会关系断裂，加大了无助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在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已经与以往的单位制有了巨大的变化，后单位制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化，之前可以解决生活问题的资源和渠道或是消失，或是无法发挥原有的作用［2］。通过组织来捍卫自己权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必须单枪匹马地面对社会中日益严峻的问题，如征地、工资、物业等。传统单位社会到后单位时代的变化，使得个体的特殊利益无法兼顾，利益诉求无法表达，加大了无助感。

　　（二）公平正义缺失的客观因素

　　贫富差距增大，财富分配失衡，导致社会各阶层间的固化加剧，各阶层间交流沟通减少，封闭化程度加剧，导致不公平感程度、误会感程度的加深，正因为如此，公平正义的缺失，是社会极端行为发生的客观外因。

　　1.社会阶层固化，不公平感加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贫富差距现象依然严峻，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在社会中，贫困人群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知识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自身的能力无法得到培养和提升，这种情况更加制约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催生了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为社会安定埋下了隐患。

　　2.社会阶层封闭化，误会感加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两种社会排斥类型：第一种是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排斥，其他阶层的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社会底层的人，拒绝给予他们社会提供的机会，即社会下层的被动排斥；第二种是“精英反叛”，富人、精英、特权阶层脱离社会整体，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生活在自己的堡垒之中，也拒绝其他阶层的接近，即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正是由于社会上层的主动排斥，导致社会阶层间的交往越来越少，开放性程度越来越小，封闭程度越来越高，使得阶层间的误会感程度加深，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误会程度不断加深。

　　（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制度因素

　　公共权力缺乏监督，维权渠道大受堵塞，使得人民群众的无奈感程度增大；潜规则大行其道，关系社会的客观存在，更使得人民群众感到不公平不公正程度加剧，这是催生社会极端事件的制度内因。

　　1.公权力的监督缺失，加大了无奈感。“小政府，大社会”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分权基准。但近年来，一些公检法部门公权力泛滥化暴力化程度异常之高。公检法的公权力运行规则直接影响了其他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更为严重的是，在非政治领域，社会空间也在迅速缩小。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挤压，感到无奈不公，他们也必然诉诸政治手段来面对困难处境。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行为只是其中一种政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