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廉政观与法治廉政观的衔接与碰撞/白慧颖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白慧颖日期：2015-05-02 16:47:09

法制内容的典、律、令、例是历朝历代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朝代甚至不惜重典治吏，尤以《大明律》与《明大诰》为典型代表。因此，从这一层面讲，古代中国是十分重视廉政法制建设的，传统廉政观里也从未曾直接藐视法律的威严。但由于古代廉政法制陷入了逻辑上的悖论，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这些貌似详尽、或宽松或严苛的法律制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权力的限制、制约与监督，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与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皇帝是超越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即使君王之下的各级官员，法律明文规定的“八辟”“八议”制度，也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保护。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论口号下，同罪不同罚的实践现实不仅暴露了专制法律制度的虚伪性，也证明古代廉政法制建设不可能真正实现其制度设定的目的。封建专制政权是腐败产生的最核心原因，帝王的存在才是法律被藐视的根源，拥有绝对权力的天子才是帝国真正的法律。无论是善于纳谏的唐太宗还是刚愎自用的明太祖，一个个朝代还是在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中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专制统治者是永远打不开这个死结、走不出这个怪圈的。

　　（四）程序规则意识普遍欠缺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传统中国文化具有相对更讲求实质理性的特质。换言之，对传统中国文化而言，只要结果是“好”或“对”的，则过程及手段如何就相对不那么重要。这种观点可谓一针见血。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其他民族对比区别显著，传统中国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中庸变通的实质平衡，即结果的公平正义，至于程序是否公平正义则在所不问，重视程序规则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从立法到行政，从执法到司法，乃至世俗生活均是如此。比如，上文所述的中国古代廉政法制虽自成一体，颇为详细，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实则漏洞明显。古代众多地方官吏集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于一身，但如何高效廉洁地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关制度规则极少涉及，事后惩处贪腐的立法远多于防患于未然的立法。法律体系中相关廉政的程序性规则严重缺失，官员们处理政务更多依靠的是道德修养与经验智慧，其行政决策、司法断案显现出的是典型的人治特点，因此权力寻租和被滥用的机会大大增加。再如对廉吏清官们的评价也是如此，不论是有政德无政绩，还是有政德又有政绩，只要清贫廉洁就站在了万人仰止的道德高峰，至于其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来办事办案，程序方法是否合法则无人探究，全体国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程序规则意识欠缺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根除。

　　二、法治廉政观的本质与特点

　　与传统廉政法制存在逻辑悖论不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廉政法制建设不存在任何法理与逻辑问题。因此，法治廉政观也与传统廉政观有着本质的差异。法治廉政观是依法治国理念在廉政建设上的体现，充分反映了人民主体、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与法治内涵，有着法治社会的特征与表现，具体诠释如下。

　　（一）当政者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与公仆意识

　　与传统社会将帝王官员视为百姓的父母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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