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冲突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治理新思维/原 珂 关耀强

　　（二）信息不对称

　　基层政府治理中，公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仅体现为公众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还体现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具有多重双向性。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共冲突产生的根源大多是公众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其他主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损害。现代社会，信息作为一项重要资源，已经可以与物质、能源一样成为使拥有者获得自身最大化利益的重要博弈资本。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执行，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是不断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在其支配下，每一个信息源都有隐瞒自己所拥有信息的冲动。

　　（三）基层政府公信力不高

　　基层政府执政理念不科学、执政方式不合理以及执政行为不规范等，是近年来基层政府公信力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依据胡荣对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关系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受访者对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信任程度“很高”的比例分别占70.5%和45.1%，而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和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程度“很高”的比例则依次降为30.5%、17.8%和12.4%。换言之，民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很低。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群众对高层多肯定，而对基层则多否定。正如近来中央巡视组所派驻之地，都成为当地基层官员最为密集的拦截上访民众之地。基层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不仅造成基层政府合法性权威的弱化，而且也是民众不信任基层政府、冲突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基层治理机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体系还不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足与缺陷，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层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甚至某些方面出现“制度真空”；二是基层制度应变能力不足，呈现出“体制性迟钝”；三是基层制度整合能力不足，凸显为“刚性的割裂”。针对基层群体性公共冲突事件，基层政府往往不知所措（没有相应的制度供给），需要逐级上报（应变能力不足），之后再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查与处理（制度整合能力不足），这不仅错过了处理冲突的黄金时段，而且这一过程中也容易造成事态的扩大，甚至引发所谓的“二阶冲突”，这些都是基层治理机制层面上的原因。

　　三、公共冲突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治理新思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日益成熟，基层政府在治理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上显得“力不从心，问题百出”，尤其是对因征地拆迁或邻避效应而引发的群体性冲突，更为棘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沟通方式、制度建设以及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不合理性。当然，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问题本身出发，因此，在公共冲突视角下，基层政府应树立新的治理思维。

　　（一）转变执政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综观当代中国，政府处处以“稳”为纲，基层政府治理更是唯“稳”马首是瞻。但是，“稳”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即使是“深层稳定”也不一定意味着和谐，而只是意味着各种冲突得到有效化解或转化，使社会发生根本性分裂的危险降到最低而已。因此，基层政府应转变执政理念，明确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定位，加快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