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全球治理：一种理论和制度的诠释/姜 姝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不拘一格的庄园会晤，堪称中美交往史上“跨越太平洋的合作”的一个创举，中国用行动倡导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展现了负责任的担当精神。其中，共商清洁能源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相关议题是本次首脑外交的重要内容。回顾奥巴马第一任期，中美在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切实成效。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奥巴马首次承诺美国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一承诺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相关法律的支持，但奥巴马政府仍然在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行业中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标准。同时，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政府宣布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谈判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不同意发达国家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第二，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其后又提出新节能减排计划，到2020年减排目标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面对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问题，中美政府开展了良好的合作，两国构建的政治传播的信息沟通机制功不可没。从信息的有效性来看，信息是一种新型共享性资源，并且将会由此改变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基础。如果具有充分完全的信息，那么谈判初始双方的合作就易于达成。当面对信息不充分的情况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等外生变量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从而使得决策者更加容易达成合作型意见，这需要我们将信息和机制两大要素以一种更为理论化的有力的方式加以融合［1］。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重要和敏感的话题，与双边外交、安全、经济议题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很多政客、学者在该问题上冷战思维尚存，不断挑起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不负责任论”等，对中国采取抱怨、防范甚至对抗的姿态［2］。因此，在气候变化领域两国加强沟通，能带动和促进外交、国防、经贸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进而增强彼此的战略互信。中美已经拓展了多种渠道增进双方信息沟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一直通过多类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沟通与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其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最主要的沟通方式之一。2006年12月，中美开始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对话机制分5个工作组：金融服务业、能源与环境、创新、透明度和非金融类服务业［3］。

　　在2014年7月10日闭幕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在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领域加强合作，将为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成为中美关系新的亮点和增长点。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诺维莉表示，对话有助于双方分享合作经验、思考共同挑战，并为美中在能源环境方面的合作建立新的标准。

　　类似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政治互动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