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全球治理：一种理论和制度的诠释/姜 姝

　　二、全球传播的理论基础

　　纵观现代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盛行于十八九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最为深刻。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成为近年来媒体研究的“圣语”。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也为国际政治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经典自由民主理论与全球传播

　　经典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在十八九世纪发展起来，代表作为约翰?密尔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经典自由主义捍卫一些至今仍被人们视为民主基石的观点，包括言论自由、人民主权、公民社会在政权之外的自治等。卡梅尔等就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媒体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其一，自由的媒体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衡，又是人们可以通过观点的自由市场得到真理的途径；其二，自由的媒体是公民社会自治、防范政权干预的保障；其三，自由媒体对于代表政治而言是必需的，它向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从而使公众可以形成观点并在政治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正如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库兰所指出的，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媒体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主责任就是监督政权、国家和政府，做好“看门狗”，监督政治权力的行使并且用于揭露政治权力的滥用。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全球传播治理的影响表现为，传统的国际传播管理手段已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新环境，封、堵、卡、压已经不再奏效，国际合作、协商、互利互惠成为主流。媒体的自由进一步得到珍视。治理理论要求解决问题不能限于政府的权力，不能限于政府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单一的硬权力管理手段应该向多元化的软权力手段过渡。现在进行国际传播控制，单纯地封堵有害信息已经不大可能。同时，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封堵方式的副作用也越来越大，封堵必然带来小道消息、虚假信息满天飞的后果，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因此，对外来有害信息的控制方式应该由生硬的禁止过渡到自然的疏导，由随机性的管理行为过渡到利用法律制度进行机制化管理。

　　（二）公共领域理论与全球传播

　　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没有能够把当代媒体所身处的广泛权力关系都考虑在内。当政治传播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适合当代媒体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政治理论开始成为媒体研究的最重要资源之一，那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由哈贝马斯在其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首次提出，并作为核心概念加以阐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社会和政权之间的领域，在这个由民意和共识构成的领域中，民众可以通过表达和沟通来进行商议，从而使对政权活动的民主控制成为可能。媒体是否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什么样的媒体制度才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等问题，在近年来成为西方政治传播学中的核心问题。公共领域理论在“市场化与规范化之争”“媒体自由与政府干预之争”的研究框架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路径——服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