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运行逻辑／李忠汉

　　（二）驱动机制：从“压力问责”到“问题制导”

　　学界和实务界从多元视角对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驱动机制进行大量研究发现，位于执政党系统末端的基层党组织和位于国家治理体系末端的基层政府组织，大多是基于压力型体制而不得不采取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行为。这一压力驱动机制具体是指党政机关依据层级管理体系将任务量化为具体的指标，然后逐级进行目标分解和层层加码，以确定每一层级的履职责任，从而对下级产生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效应。这一解析思路对于理解改革领导力的驱动机制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为了适应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在“压力—问责”驱动机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应更强调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解决现实紧迫问题的动机和目标，即“问题制导”机制，这是新时代改革领导力在驱动机制上发生的适应性转变。

　　（三）制度取向：从“碎片应对”到“整体应对”

　　进入新时代，国家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复杂多样的问题，要求从分散化治理的“碎片应对”转向协同高效治理的“整体应对”。在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阶段，我国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并不成熟，这就导致各部门对于整个社会治理难题的“碎片应对”和“各自为战”，这是由自身治理经验不足和认识上存有缺陷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在各个领域的持续推进，各方面的制度体系逐渐趋于完备，在这一过程中也总结出了更具系统性和适用性的改革经验。目前，改革工作已经步入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对于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各方面的治理体制机制，增强其联动协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朝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新时代党的改革领导力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效应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协同，其在基层治理中也能得到充分证明。北京的“吹哨报到”就是通过创新治理体制和再造联动机制，构建以基层为治理重心、条块协同的治理结构，以有效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

　　（四）实现路径：从“分散实验”到“法治主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领导力在实现路径上发生了从“分散实验”到“法治主义”的显著变化。以前在政策主导制度变迁上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分散进行政策试点。这一路径虽然易于打破传统体制禁锢，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即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呈现出各自为战和碎片化的特征。试验探索先行、立法保障在后的中国式改革特征，导致地方政府创新在缺乏法律保障、触犯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唯有依赖上级领导的保护才能启动和持续，这就使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在进行创新时背负潜在的法律成本。而且，创新者规避风险的低风险取向延缓了改革进程，降低了突破性创新的发生概率。再者，个别领导干部因过于追求政绩而大搞“面子工程”，或者借创新之名否定前任的举措而另起炉灶，败坏了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名声。这显然与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