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懒政”的机制原因及治理思路

　　3.退让、退出机制失灵削弱官员自我提升的动机。彼得原理认为，每个管理者都可能会升到其能力无法胜任的职位，这种现象在官员中间十分普遍。《公务员法》对于官员的晋升、降职、免职、主动辞职、引咎辞职等都有相关规定，但是具体执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干部人事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官员“下”和“出”的通道淤阻，这使得能力与职位无法匹配的官员不能有序退让或退出，而他们掩饰自身能力不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懒政”。另外，官员“下”和“出”通道不畅还成了一些官员的“隐性保护伞”，其不努力也很难被淘汰，这使得他们缺乏必要的压力，懒于提升自身能力。当前，社会变化一日千里，除宏观的经济领域进入新常态、发展难度增大以外，当前的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新媒体等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这都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不断学习、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确保其政治引领力，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奠定基础。因此，完善官员退出机制，让能者上、庸者让，从而给官员适当的竞争压力，敦促他们不断学习，提升干事能力，是避免官员能力不足而不能为的重要手段。

　　4.监督机制不健全为官员机会主义行事留下空间。当前针对官员行为的监督渠道比较单一，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我国的官员处于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链条上，其行为主要受上级影响。在这一多级的“委托—代理”链条上，由于获取充足的监督信息十分困难且成本高昂，自上而下的单一监督渠道很难形成对官员的充分监督，有些监督者还会因此对下级官员不明显的违规行为保持理性的沉默。上级掌握的关于下级官员的信息与受监督官员本人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给受监督官员的行为选择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具体到官员“懒政”，目前尚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长效监督机制，监督手段主要是运动性、临时性的措施，效果有限，往往是中央强调“懒政”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时，各地方、单位迅速印发相关文件，开展突击治理行动。这样的治理方式不仅只能起到短期作用，还会提高行政成本，无法真正实现治理目标。官员“懒政”是“慢性病”，需要的不是盲目地大口“灌药”，而应依赖于成体系的长效监督机制。

　　三、治理官员“懒政”的制度路径

　　从国际经验看，维持官员激励平衡必然要回归到依靠完善的干部管理制度上。因此，治理官员“懒政”的制度路径在于设计与官员个人目标激励相容的干部管理机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