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耦合：以政府购买服务破解机构编制不足困境/白志华 郭文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情发生翻天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进程中，有两大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各区域服务水平不平衡，尤其反映在民生领域，涉及养老、教育、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二是政府事务日益精细繁杂，公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呼声高涨，但在地方，沉重的财政供养负担使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满足百姓需求方面力不从心。

　　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服务型政府建设稳步实施。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对机构编制工作提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和“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工作目标与任务。上述政策走向基本否定了力图通过增加编制来解决公共行政力量不足、公共服务不充分问题的思路。在此背景下，机构编制的刚性收缩与政府事务弹性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上涨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解决编制不足问题的“牛鼻子”

　　（一）摆脱编制不足困境要跳出“编制思维”

　　近年来，在“减编控编”的政策环境下，不少基层政府出现了“缩减编制—工作骤增—放管不协调”的问题。在学界，有学者以动态匹配为角度，尝试建立编制与行政工作间动态调整的新模式。［1］在地方，四川省金堂县将编制改革纳入政府职能转变框架，启动“职能界定—职责体系完善—编制量化管理—链式联动机制”的多位一体改革。［2］然而，无论是编制的动态匹配模式还是强调编制的科学管理，其出发点和着力点始终围绕编制的有效配置和高效使用展开，模式创新和改革实践并未脱离编制本身。

　　围绕编制做文章，通过理论革新和技术手段盘活编制固然是弥补编制不足的一种途径，但有限的盘子总难以满足越发繁杂的公共事务和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因此，仅以如何盘活编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并未触及问题核心，从长远来看，难以有效摆脱困境、突破瓶颈。跳出“编制思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