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变革的特征和挑战探析／李 博

　　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古德诺和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理论是传统管理型政府的理论基础。按照约翰•密尔的观点，由于信息沟通交易成本巨大，直接民主在传统时代缺少实施的技术条件，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实行代议制民主。伍德罗•威尔逊和古德诺进一步将政治与行政二分，认为公民的价值只在于通过选举政治领导人、官员和公民投票等途径对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民主控制，不应让公众力量介入社会管理。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公众直接参与政府日常工作细节的监督和政府日常管理措施的选择会妨害公共行政的效率。在这种模式下，公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仅存在于抽象的、间接的政权组织领域，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管理领域少了民众的意志，公共管理因而丧失了公共性。大数据时代，数据传输能力增强，信息处理能力提升，信息沟通、交易、处理成本不再是公众参与的障碍，公众参与行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众可以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这样直接动摇了代议制政府理论与政治行政二分理论的合理性，在新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协商型政府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等，其成为构建信息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新的理论基础。

　　（二）大数据推动传统模糊的、经验化的管理走向精确的、实证的数字化管理

　　不确定性是管理有效性的最大威胁，而不确定性的解除则是建立在可靠的、高质量的数据基础之上的。因此，一切管理行为应首先从采集数据、了解内外环境中的信息开始。小数据的工业时代，管理者获得的数据是一种局部数据或者样本数据，漏洞较多，而且由于落后的信息工具造成的时滞的存在，这些样本难以对管理对象做出完整的、现时的、客观准确的反映，因而，管理者难以获得对客观对象的深刻洞察，也难以得到引导物质流、能量流的精确数据信息流。由于数据不完整、信息匮乏，管理系统难以达到最佳的整合，管理者只能依靠模糊的经验甚至直觉进行管理，因而在管理工作中只能用模糊的文字而不是用精确的数字、用定性分析而不是用定量分析、用感性直观而不是用理性思考。这样的管理方法缺少对科学数据以及逻辑分析方式的应用，必然会导致管理上的严重失误。

　　大数据时代到来后，完备的数据信息重构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人们置身于数据的洪流，一切事物可以被量化、分析、预测。公共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完备、及时的数据信息，量化管理对象和管理行为，运用一系列量化了的符号来开展管理工作，履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他们的判断完全依赖于汇集起来的数据所显示出的实际信息，所以有着牢靠的根基。”［5］180用数据来决策、用数据来管理、用数据来创新，使公共管理从模糊的经验时代走向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