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巡视制度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进路／黄志钧 朱忆天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1］在他看来，积极倡导言论、批评自由，贯彻民主要求和集中统一的根本原则是有效推进权力监督的主要途径。列宁面向全党开展警示教育，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2］，强调要加大民主治理和法制建设力度，注重发挥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职能，加强政党监督的相对独立权威。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3］由此看出，列宁提倡要提高自我革新能力，加强监督队伍建设，增强工作本领，善于运用组织优势构建治理联合体。列宁在遗嘱中还提出要提高党内监督机构的社会地位，加强对主要领导人的监督。

　　党的早期领导人深受“建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重视党内监督，建立自上而下的监察机制”等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开启探索巡视制度的历史新征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治理和党内监督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遵循，可视为巡视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行动指南。

　　二、探索与实践：巡视制度的历史嬗变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方式，巡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党情、国情和民情，对巡视监督体系中若干元素及其内在逻辑的实践过程。

　　（一）起步与奠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建设

　　伴随近代中国革命持续发展的浪潮，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力量薄弱的革命政党，直接面临政治、组织、纪律等建设经验不足和各方政治力量压迫等局面。为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参照苏共政党治理模式，尝试建立特派员制度，加强与地方的沟通联络，协助开展民主革命。

　　第一阶段，建党初期巡视制度的起源（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无法公开化、有序化地推进政治行动，但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要求监督地方财政、活动和政策。借鉴苏共巡视制度，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规定，根据工作需要，特派员可通过临时会议主席身份开展监督工作，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巡视监督的具体手段，可视为巡视工作的萌芽。综合五卅运动后地方反映中央指导不够等状况，1925年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首次提出增加特派巡行员指导地方工作，宣传党的思想纲领，夯实群众基础。这是我们党逐步重视巡视工作的标志。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摸索（1927—1934年）。1927年，周恩来同志以特派员身份组织发动南昌起义，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紧急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