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疑型领导风格下的情绪思维及其对领导决策的影响——以崇祯帝为例／宋 涛

　　情绪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本质区别在于双方在判断推理中依据的信息属性不同。逻辑推理是根据客观性事实，以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多少和事物的逻辑结构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情绪推理是根据个人在情绪意识中获得的主观体验，以个体的意义感觉为基础进行分析判断。也就是说，以情绪心境影响下的主观感受作为思考判断的基本依据，是情绪思维的主要特征。那么，当多疑成为领导者的一种情绪心境内容之后，其就会在情绪思维主导下的思考判断中发挥作用，对领导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崇祯帝从小在缺乏母爱与信任的环境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多疑的性格取向并成为其情绪心境的构成内容，所以，在崇祯帝的思维习惯中也会逐渐形成多疑的情绪思维偏向，这种思维习惯在他掌权理政之后，逐渐演变成多疑型领导风格，使得他在决策和用人之时饱受多疑的情绪思维困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与袁崇焕的关系转换。

　　崇祯帝掌权之后，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在亲自选人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托付重任的人才，就是袁崇焕。袁崇焕进士出身，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在辽东抗击后金军队的过程中曾经取得突出的战绩，后来因为受魏忠贤的排挤而辞官回乡。崇祯帝掌权后，迫于辽东防线的压力，大胆起用了袁崇焕，任命其为兵部尚书，督办辽东军务，并赐予其尚方宝剑，要求各部门大力支持袁崇焕开展工作。由此可见，崇祯帝对袁崇焕是极度信任的。

　　袁崇焕手握大权，经略辽东防线，成绩显著。但是，袁崇焕在这期间做了一件既有越权嫌疑又效果不好的事情，就是杀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辽东被后金攻占后，毛文龙收拢明军残部，在后金的后方建立了东江根据地，对后金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毛文龙为此受到天启皇帝的嘉奖，被授予尚方宝剑。虽然朝中大臣指责毛文龙恃功自傲、骄横跋扈，不听朝廷节度，但崇祯帝还是看到了毛文龙特殊的作用，“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上稍微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4］。袁崇焕经略辽东事务后，为了保证自身的领导权威，趁与毛文龙见面的机会，将毛文龙斩杀。

　　按照毛文龙的职位，只能由朝廷对其予以问罪处罚。当袁崇焕将斩杀毛文龙的消息上报崇祯帝时，“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5］。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擅杀朝廷重臣，不得不引起崇祯帝的一些猜想，并且，袁崇焕在杀掉毛文龙后，对于东江明军没有很好的整合方案，导致东江明军势力逐渐衰弱，最后为后金所灭。在此期间，袁崇焕与后金接触谈判的消息又不断通过东厂特务传入崇祯帝耳朵里，崇祯帝虽然表面上对袁崇焕信任如初，但是内心的疑虑不住地上涌。

　　多疑型风格的领导者勤于思考，面对一件事情会想到各种可能性，特别是失败的各种结果及责任承担问题。多虑可以保证领导者对决策慎重选择，但是，如果领导者对自己的这种风格缺乏自我意识，对多疑型风格的负面影响缺乏认知与反思，这种风格对领导活动的开展更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多疑型风格的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动摇与犹豫，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对下级缺乏信任，疑心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