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邻避运动及其治理之道／杨 芳 高汝敏

　　公众对一些风险集聚和有害危险类的工程项目具有抵触心理是不可否认的，但一些污名化或令人心情不悦类的公共设施，不仅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还能满足社会需求，也时常遭受到附近住户的激烈抵制。这种现象超出成本—效用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范畴，无实质性伤害且带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本该受到支持鼓励，却因一些污名化标签受阻。这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涉及公众对某些弱势群体的绝对化、刻板化印象，二是涉及个人权利的过度伸张问题。在现实中，权利应跟随一系列的前缀限定词，如法定权利、合理权利等，说明权利的伸张是有一定的限定范围的，超出限定的范围就不算是合法合理的公民权主张，而更像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和压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公民教育中既注重培育公民权利意识，同时也致力于推进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教育，试图构建权责一致的认同教育体系。1997年，由美国公民教育中心颁布的《责任：公民教育培养方案互动教学策略》将责任作为重点主题贯穿于整个教学体系中，从小学到高中，在校学生将接受完整的责任基础教育，包括责任的含义、作用和代价、承担者和实现途径等。［6］在以教育形式普及公民责任义务的同时，美国更是将公民义务和责任引向道德价值层面，认为公民自觉履行义务和责任是出于对社会公共价值和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认同，责任和义务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对立面，应是发自内心追求的善。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59.58%，人口逐渐向城市地区集聚，这意味着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需求会日趋上涨。公共设施建设不可避免要面临外部效应问题和“搭便车”现象，决策选址程序不规范和外部效益分布不平衡导致的地区居民抗议冲突或是公共设施项目停建的现象，显示着我国进入了“邻避时代”。美国形成的邻避困境化解机制对于今天我国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集体意识的培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公众参与机制保证了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和民主性，义务启蒙教育使公民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社会的共同利益。补偿激励机制作为美国解决邻避冲突的又一利器，保障了环境正义。我国处理邻避事件也常运用补偿措施，但在邻避冲突管理实践中往往存在本末倒置的倾向，将补偿激励作为平息邻避冲突的自发手段，以至于许多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常常陷入“一建就闹，一闹就停”的局面。究其根本就是项目建设者没有意识到补偿激励措施是一种治标措施或是辅助措施，长期而非理性的经济利益驱动既不现实也非帕累托最优。邻避困境的解决应是一个联动机制，制度和文化是前期铺垫，利益补偿是后期保障。

　　

　　

　　　

　　

　　参考文献：

　　［1］SAHA R， MOHAI P.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Siting： Understanding Temporal Patterns in Michigan［J］. Social Problems， 2005（4）：618-648.

　　［2］KUNREUTHER H， KLEINDORFER P， KNEZ P J， et al.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Siting Noxious Facilities： Th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