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力的历史诠释：《资治通鉴》的启示／江 文

　　司马光比较推崇的是张良式的迂回求进的建言方式。汉高帝六年，刘邦封了20多位大臣，其余文官武将则日夜争功不止。有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看见诸将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很是奇怪。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谋反啊。刘邦信以为真，问怎么办。张良劝刘邦先封平素自己最讨厌的雍齿为侯，这样人心就安定了。果然，群臣都欢喜地说：“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4］234司马光在“臣光曰”第15篇中称赞张良懂得抓住进言的时机，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总而言之，人臣建言是一门艺术，《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也非常明确，建言的内容要言简意赅，批评建议不可漫无边际；建言的形式要迂回求进，用恰当的形式让领导者接受。

　　2.负面追随行为：功利型追随、不倒翁型追随

　　《资治通鉴》虽然重视君臣关系中人君的优势地位，强调追随者要适应领导者的风格，但是并不鼓励将领导者的认同视为检验追随力的唯一标准。《资治通鉴》还重点批判了两种负面的追随行为。

　　一种是韩信式的功利型追随。追随者与领导者相处最大的忌讳就是拥权自重，在领导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乘时而缴利”。许多人认为韩信之死是因为其功高震主，但是《资治通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臣光曰”第20篇中，司马光认为，韩信被杀绝对不是“兔死狗烹”这么简单。从根本上说，不是韩信的功劳导致其被诛，而是因为韩信居功自傲，在刘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伺机邀取功名，这种表现让刘邦记恨在心。司马光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认为乘人之危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市井小人的勾当；论功以报答恩德，这是士君子的胸襟。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勾当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希望对方用士君子的风度回报，这不太难了吗？由此可见，功利型的追随者虽然能够建功立业，但是当其功利心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最终会伤害到领导者的信任，也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追随力。

　　另一种是冯道式的不倒翁型追随。有研究者将追随者职位的晋升作为衡量其追随力的关键标准，但是《资治通鉴》持相反的态度，其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对冯道的批判。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官场“不倒翁”，他为官40多年，经历五代的整个过程，追随过13位皇帝，却能够“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褒贬不一，比如宋初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4］1665。司马光却认为忠臣当“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若